评论：修订《二十四史》正逢时

　　郭志坤作品集据新华社消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将开始全面修订。修订工作将由中华书局集中全国史学界的学术力量进行，全部修订工作预计历时7年，完成后将奉献给读者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全新修订升级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读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顷时引起笔者对二十四史标点整理工作所作的专题采访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惟一拥有五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遗产。《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工作在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亲自安排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从1959年起，对“二十四史”做了标点、分段，并进行了校勘，纠正了旧本中的谬误、脱漏、衍文、倒置等许多错误，从而便于更多的读者翻、检、查、阅，使这一套书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除《史记》外，各史都撰写了校勘记。到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已经由中华书局全部出版。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上二十四部著名史书的总称，其中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二十四部史书。它自成体系，记载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几乎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这是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项巨大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专家论证会上作了充分的论证，笔者虽不在场，但当年参加标点整理工作采访的记忆，让我有所了解和感触，深感现在进行修订《二十四史》欣逢盛世正当时，条件有四：

　　首先，史学界同仁异口同声要求“修订”，在思想上达成共识，甚为重要。“共识”是事业之大门，“同求”是登堂入室之旅程。当年采访中获悉，不少学者在欣喜之余也深感，二十四史标点本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完成的一项任务，带来了某些不足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相关的学术准备方面还不充分，海外善本未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仅利用了一部分。再说，二十四史整理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参与人员也多达数百人，人员有异，各史有别，也造成体例上的极大差异。如有的有夹注，有的没有；校勘写法有的采取括号标明，有的放置卷末说明，……总之体例不太统一。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后，重新启动修订工程，确实非常必要。

　　在专家论证会，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多位当年参加点校和编辑的学者，参加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近见刊发的1961年石泉先生致中华书局信，即提出新版“应该尽可能恢复《魏书》、《北齐书》、《周书》的真实面目”，主张将三史中宋人据《北史》增补的部分剔除，“去掉其形式上虚伪的‘完整'而已，对史料毫无破坏，反而使眉目更为清楚”。（《书品》2006年5期）所提种种建议正说明学者对此项工程的关心和支持。专家们对于二十四史当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订的必要性，几乎表达了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思想的统一，正是进行修订工作最为有利的条件。当年在中华书局参与这一浩大文字工程的前辈学者多已故去，健在的学者非常支持此项工作，并对此次修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据友人来涵告知，93岁高龄的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学术生涯又一次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交织在一起。王先生对中华书局决定全面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深感欣慰，还主动提供当年校点时留下的校勘资料原始记录稿，这是很珍贵的资料。

　　事前能达成修订的原则，这是最为关健的。它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更上一层楼的原则。据李岩介绍，修订工作严格遵守在原有点校本基础上进行适当修订的原则，通过全面系统的复核、修订和整理，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全新修订本，使之成为新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事业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标志性出版物。

　　同时也不是短促突击，而是给予充裕时间，确保质量的原则。全部工作预计需要7年时间完成。届时，修订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将采用精装典藏本和平装普通本两种装帧形式。典藏本、普通本均采用繁体直排，全式标点（人名、地名加专名线），附人名、地名索引。同时，中华书局还将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电子版及精编本。另外，在合适的时候，还将安排出版简体字版，降低价格，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有了统一的思想原则以及修订大纲，全新的修订本将会实现新的提升。

　　其次，近三十年来考古发现中出土的文物文献，为修订提供了不少原始的材料。传世文献典籍，既非伪书，也非无误，由于时代久远，散乱脱落、写错刻错而造成的衍、脱、讹、倒，是古籍中常有的现象，这就需要经过校勘，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从善本的意义上说，出土古籍无疑为传世文献典籍的校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靠依据。以王念孙的校书为例，《老子》第31章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句，王念孙认为此句中的“佳”字说不通，当是“唯”字之误。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后，王念孙的“佳”字说不通的推断得到验证，因为帛书《老子》中此句乃为“夫兵不祥之器”，但同时也表明，校勘中的推理毕竟是推理，难以符合原书的原貌。诸如此类的事例，无不说明出土文物文献对于校正勘误的意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全国不少地方陆续出土竹木简和帛书，其年代自战国到汉代，数量繁多，内涵丰富，足与历史上艳称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媲美。长期以来把子书《文子》、《尉缭子》等斥之为伪书，少人过问。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竹简《文子》，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尉缭子》，才为这些子书平反，对此，李学勤深有感触地说：“据之整理出来的佚书，无一不是所谓惊人秘籍，有的连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也未得见，不可不说是今人的眼福。”能有这么珍贵的出土文物文献，对于修订无疑是件大好事。对于“利用出土文献”，有的学者持有不同想法。认为不宜使用出土文献修改传世文本，改了，也会造成某种历史信息的遗失，要修改尤要谨慎。其理由是：就算传世文本确实是错了，那也错了那么多年。其意“将错就错”，不少学者不同意此说，修订就是要修改错误。还有一说：“没有必要把许多研究成果纳入文本校勘。”其理由认为：“此是研究者的事情，而不是文献整理的职责。”所言不妥。文本校勘指其错误，必须有不同来源史料的对比分析。不过，不宜冗长。

　　第三，中国历史各断代史、专题史以及地方史的深入研究，大大丰富了修订工作的资料。近三十年来，有关各朝代的断代史以及专题史的研究成果累千累万。史学研究，首位的需要就是史料，中国的官修正史、私人著述、方志、谱牒、碑记等可谓“汗牛充栋”，致力于断代史的研究人员对于各朝代的源出文献和相关文献，作系统的排比互校，以了解史文的渊源，订正流传中的失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中华远古史》、《殷商史》、《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西夏史》、《元史》、《明史》、《清史》）的作者穷毕生之精力，把各朝代交错内容、多变境况、纷繁头绪弄清楚、搞明白，所谓“吾之道一以贯之”，做到顺理成章，顺乎逻辑，合乎历史。专家们在研究各朝代、各专题历史的同时对于各朝代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了全面的调查和搜集，仔细斟酌各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订意见之后予以吸取，并对社会变迁及其动力作了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大大有助于对这各个朝代的深度认识。许多学者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针对性地撰写了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已经对一些史书中的记述有所厘正；中华书局也有意识有计划地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点校整理本的意见和建议。这就为全面提升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以清代为例，出版了大量的各类专题资料档案，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旗人社会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为配合清史纂修工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版的书籍有：档案丛刊，如《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册、《清宫热河档案》18册、《清宫普宁寺档案》2册、《清代中南海档案》30册；文献丛刊，如《恽毓鼎澄斋日记》2册、《越缦堂日记》18册等，为修订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第四，集合海内外学者的智慧以及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年《二十四史》标点整理之时，正是处于一段特殊时期，与海外的来往很少，与日本的邦交尚未恢复，海峡两岸也处于剧烈对峙中。当时的整理工作仅限于利用中国大陆所有的古籍善本。负责《二十四史》点校“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曾对笔者言及此事。他深情地对笔者说：“最为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动员海外人士的力量！”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当年参加点校的《明史》只有武英殿一个刻本，对史文正误的判断没有版本上的依据。他说：“《明史?太祖本纪》里的‘西宁'是‘西安'之误，虽是一字之改，但不知查证了多少史料！若有多本互校，就方便了。”其言切中实际。近三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与海外学界联系广泛，大批海外所藏的善本古钞渐为学者所知。陈尚君先生对《二十四史》启动修订提出了若干建议，对于“底本调整”、“海外版本的利用”等提出了很好的看法。有日本存古本和韩国所存古本，因为传出时间较早，与国内藏本有着极大的差异，据称，可以与《二十四史》整理关系密切的文献甚多。陈先生认为此次修订可以利用以下各本：《史记》有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北宋刊本六十九卷，六朝写本有日本石山寺藏《史记集解》之《张丞相列传》和《郦贾列传》，唐写本日本存《史记集解》残卷六件，即东洋文库存《夏本纪》和《秦本纪》、高山寺存《殷本纪》和《周本纪》宫内厅书陵部存《高祖本纪》、神田喜一郎旧藏《河渠书》。日本已经影印的《汉书》古钞本，最重要的有石山寺藏奈良写本卷一《高祖纪》下、卷三四《韩彭等传》、真福寺藏奈良写本卷二十四《食货志》、上野精一藏唐写本卷七十八《扬雄传》。《三国志》近年刊布的善本，是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初刊《吴书》二十卷的影印。南北各史的古钞善本相对较少，特别值得提出的有奈良大神神社藏唐钞《周书》卷十九。……对于这善本，陈尚君先生还作了校订，认为很有价值，“可校补者甚多”。对于各史海内外存世版本应作系统的调查，弄清版本源流，确定最接近原书面貌的较早刊本为底本，确定具有文本价值的重要版本为校本，认真做好版本校的工作。

　　28年前，历尽艰辛完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我们得见一代前辈学者的学术品格与水准。如今的修订工作，相信也会让后人看到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于典籍延续和学术传承的责任感与学术风范。修订《二十四史》正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