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一只叫“有些事不能说”的麻雀

　　时报新闻眼

　　还是老祖宗说得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总之不服不行。招考组织者如此轻松写意有恃无恐，他们是自觉不用为因此事而可能担负的法律责任而忧心的，遑论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破产的危机。——李斌

　　李斌的博客：在左路飞翔ｈｔｔｐ／／ｍａｎｆｌｂ．ｔｉａｎｙａ．ｃn

　　某些事情的发生只能用“诡异”一词来形容：比如说“中国足协居然、赫然获得‘亚洲最佳’提名”（《东方早报》10月12日）；比如说“英格兰队门将解围时大脚抡空让队友的回传球滚进球门，堪称‘年度最无厘头乌龙球’”（新浪体育10月12日）；比如说“14岁嫖客足疗店里寻欢被抓获，卖淫女竟然惹强奸争议”（《南京晨报》10月12日）。

　　然而，这些新闻显然都及不上“女医生招考胜出后调令却遭蹊跷收回，当地卫生局人事科长称有些事不能说”（《现代快报》10月12日）诡异。

　　就像某个暧昧的段子，某单位领导总结工作开展得不好的原因之一，是“没后台，像寡妇睡觉——上面没人”。那个人事科长被记者逼问情急之下一样口不择言，却一语道破天机：“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和你们说的”实是“不足为外人道”。如此翻手为云覆手雨，让人不得不猜测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看出这么一个逻辑链条：关系——没戏——儿戏。现在某些所谓的公开招考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名为选拔人才，其招考条件其实是为某些人量身定做的。挂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羊头，卖的是“内定、私相授受”的狗肉。为什么不能说？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内定人员是有来头的，二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你并不是“理想的人选”，即使考得再好，也会以各种理由刷下来，充当那些陪衬“红花”的“绿叶”。组织者通过招考走过场，可以表示其“公正”，只不过这次当黑、操作失误，才迫不得已做了这么一个儿戏的决定。

　　还是老祖宗说得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总之不服不行。“是我们自己搞错了，我们审核不严，她本没有机会参加招考的” （卫生局为出尔反尔给出的理由）。态度是诚恳的，责任是不担的。一句轻飘飘的话，没有落实在后续的责任追究层面上。显然，如此轻松写意有恃无恐，他们是自觉不用为因此事而可能担负的法律责任而忧心的，遑论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破产的危机。由大喜到大悲、不幸充当了“绿叶”的苦主小张想要讨回公道，途径不外乎这几种：向上级部门申诉、到信访办反映，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卫生局。然而参照目前的法治现状及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无一例外，她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早有论者指出，人事制度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种典型的“因人设岗”，已经侵蚀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健康肌体，也是腐败现象的一种。当年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不就是因为一句“搞错了”，惹毛了那个叫刘亮的青年，才扯出了背后的造假腐败大案吗？在如今这个网络通达，民声鼎沸，维权意识极大增强的现实社会里，当地纪委可要摆正以人为本的位置，认真解剖处理这只名为“有些事不能说”的麻雀。

　　在那个段子中，还有一条总结是“不团结，像和老婆睡觉——自己人搞自己人”。某些医疗机构以及上级主管部门不仅对患者狠，对自己人也黑。在所谓“妖魔化医务人员”的热潮背后，往“天使”穿过的白衣上泼的“脏水”，除了“某些医院与医生背弃了天职的道义规范”，还有“医疗领域改革的过度市场化倾向”的原罪。

　　而这个“因人设岗”的黑色幽默，再联想“河北医师资格考试‘枪手’变卦卷走200万元巨款，数百作弊考生被迫交白卷”（《燕赵都市报》9月30日）的新闻：如果说这仅仅是不幸被揭发的个例，那么类似的已经得手的情况是否在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如果选医生的标准不是技术水平的高低而是关系后门的大小、作弊水平的优劣，这样进入医疗系统的工作者，很难想象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会体现出对职业尊严的敬重、对职业道德的恪守。如果医务工作者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惟利是图、取巧钻营的商贩，那是对白衣天使的玷污，当然也就无所谓“形象”了。如此，笔者以为，图解“医患关系日益紧张”这个大命题，从人事主管部门进人的环节着手，加强考察杜绝用人腐败，未始不是另辟蹊径的方法。

　　有一种让度涉嫌推卸责任

　　“发廊”一词，在现今中国社会，无疑跟“小姐”等词语一样具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视为具有诲淫诲盗的“功能”，“青少年犯罪纪实：发廊就开在我家楼下”（新浪读书4月14日）。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规定发廊开业需周边居民同意”（《东方早报》10月12日）。如果依照公共管理理论，一切不文明不合理不公正、没有法律依据而限制公众的自由和权利的管理措施都应杜绝。而让周边居民事先也有说“不”的权利，对此举赋予“尊重民意让度权利”之美名，似乎也不为过。

　　此举的可操作性争议且不谈，笔者担心管理者会错误理解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名言。所谓此消彼长，将监管权利让度于群众，是否意味着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的削弱？对那些跨过民意门槛的“发廊”，是否就像那些如今已成为笑柄的“消委会认证”一样、取得某种信用资格，就可以放弃或疏于管理呢？对群众的事前监督效用信任有加，更不能转化为对群众的事后举报的漠视或应对拖沓。

　　说到底，给居民提供生活便利的“理发店”，和从事色情业的“发廊”是容易区分的。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的是对色情场所的监管规范的长效机制。管不好，被让度权利的老百姓照样有权叫板问责。借着尊重民意的幌子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向“国际化大都市”进军的“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