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三过草地四爬雪山

　　王泉媛老人在看记者带来的《长沙晚报》。特派记者 彭玮蔚 摄

　　“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遭暗算，九死一生”，这是一位学者对原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女团长王泉媛一生的

　　日前，在江西省泰和县城解放路一栋普通民房中，现年94岁的王泉媛老人刚刚送走前来慰问的江西省领导，又迎来本报记者一行，王奶奶依然十分热情。还没等记者坐下来，老人便拉开了话匣子……

　　我就是要当兵！

　　1921年，孙中山发起的“免费读书”运动传到了江西省泰和县，当时才8岁的王泉媛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到叔叔跟前哀求：“我想读书，您帮我去写个名字吧。”闻讯赶来的母亲，一把就把瘦小的王泉媛拉回了家：“不要去，你去了谁做事？”就这样，王泉媛的读书梦破灭了。

　　可心气高傲的王泉媛没有就此放弃改变自己命运的追求。“1930年，我在吉安敖城赶集。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高喊：敖城暴动了！共产党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不知怎的，它就像一团火一样在我心中燃烧。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帮助穷人翻身的。这一天，这个声音不停地在我心中回响。”当时，17岁的王泉媛已经做了别人的童养媳，她回家向丈夫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的队伍。32岁的丈夫死活不肯放她走。此时的王泉媛已经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有主见的人，她昂起自己的头：“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要当兵！”几天后，王泉媛只身一人悄悄离家，满心喜悦地走入了自己神往的队伍。

　　毛主席对战士比儿子还亲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王泉媛成为了妇女工作团的一员，主要负责伤病员的收容工作以及筹措钱粮。也就是在这时候，王泉媛开始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有了接触。

　　“毛主席对战士真的比儿子还亲啊！一开始，他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可慢慢地，他就拖在了最后面。为什么？他一见伤员身上背着枪，就停下来，让那些战士把枪往他马背上放。马背上行李越来越多，毛主席干脆下马自己步行。有一次，我扶着两个伤员走得很吃力，毛主席看到了，亲切地和我打招呼：‘小鬼，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要掉队咯！’我有气无力地告诉他原委，没想到毛主席二话没说就挥了挥手：‘来，把他们的枪放到我马背上来！’一下子减轻了那么多负担，我三下两下就走到前头去了。”回忆这段往事，王奶奶脸上始终带着微微的笑容，语气充满感激。

　　周总理在王奶奶的心目中也同样高大。“有一次，我和吴富莲买粮回来，路上碰到了周总理。看到我们那么瘦弱的两个女将背着那么重的粮袋，便关切地问有没有人武装保护我们。我俩摇了摇头。周总理马上掏出笔在纸上大笔一挥，写完递给我就匆匆走了。我一看，原来是写给总卫生部政委朱良材的，要他注意我们这些女同志的出入安全。”在王奶奶印象中，周总理总是最忙的一个，也是最体贴战士的一个。

　　与王首道两日相聚的婚姻

　　1934年的一天，蔡畅（李富春夫人）、李坚真（邓仲铭夫人）、金维映（李铁映母亲）三位大姐笑眯眯走到了王泉媛跟前。原来，她们看到王泉媛和王首道经常在一起共事，两人相处得还不错，热心的姐妹们决定撮合这一对年轻人。刚年过20岁的王泉媛还有着少女特有的羞涩，不管大姐怎么“软硬兼施”，她始终不说一句话。“连续好几个晚上，她们三人轮流跑来做我的工作。后来，王首道自己也跑过来了，他没说什么，就一个劲问我同不同意。就这样，我们成了。”

　　第二天，两人就因为工作而分开了。临走前，王首道将一把手枪塞到王泉媛手里：“我没别的可以送给你，就把这个留给你吧。希望你记着我，我们日后再相见。”王泉媛紧紧抓住丈夫的手，哽咽了：“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我应该送你一双千层底布鞋的，可我现在不能给你。”王泉媛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她们太善解人意了。”后来，王泉媛不幸被敌人俘虏，音信全无。王首道在延安等了王泉媛3年，以为王泉媛牺牲了，才又成了家。

　　共产党员就是不怕死

　　1935年，红军到达两河口时，王泉媛因病在红四方面军医院接受治疗，从此便留在了红四方面军。但在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南撤，三过雪山，四过草地，承受了比其他长征队伍更多的苦难，而作为一名女同志，王泉媛的长征之路注定异常艰难。

　　“翻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即使来了例假也不能休息。草地气候反复无常，有一次下暴雨，我和几个女同志撑着雨布站了一天一夜。”恶劣的环境让王泉媛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1936年，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成立，王泉媛被任命为团长。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五、九和三十军同阻截的国民党马家军决战。“有一天夜里，我和十几名女战士连夜走了一百多里路，在一个窑洞里小憩，结果被马家军发现了，关进了凉州监狱。有个叫马进昌的团长逼我给他做小老婆，我背上都被皮鞭抽开了花，就是不肯。他们就威胁说要我命，我只反复说一句话：‘当兵我就不怕死，怕死我也不是个兵！要结婚，没门！’马进昌气急败坏，把我监禁起来，严加看守。一个煮饭的见我可怜，决定帮我逃出去。我要他帮我刻了个章子，找了一套男人衣服，就女扮男装逃了出来。

　　我永远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逃出马家军的魔爪，王泉媛找到了党组织。因为当时特殊的情势，党中央规定，失散的红军，走了一年可以接收，二年的先审查，三年的就不收了。

　　王奶奶的面色随着记忆的深入，凝重起来：“我当时失散才一年零十一个月，我就跟接见我的同志要求确认身份。他说不收。我当时就急了：我刚从虎口里出来啊，你不收我我怎么办呢？他说你回家啊。说完扔给我五张纸币，任凭我如何说也不再理我。我知道没希望了，跟他说：‘你不接受我可以，但请你帮我转告党组织，我王泉媛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永远都是党的人。’敌人打我骂我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可那一次，我失声痛哭。”

　　就这样，王泉媛一路乞讨，回家乡做了一名普通的农妇。五十多年之后，王泉媛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红军身份。我禁不住问老人：“你为革命出生入死，却被党组织拒之门外这么多年，您是怎么想的呢。”老人丝毫没有迟疑地回答：“一开始我也有点想不通，可我一想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我没犯过错误，打仗时从来不走后面，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为我落实政策。”从老人坚定的脸上，记者第一次深刻领会到了“忠诚”二字的含义。

　　希望后人“体会”长征

　　晚年的王泉媛，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在自己收养的儿子儿媳的照料下，四代同堂，其乐融融。访谈间隙，老人的两个可爱的曾孙女跑出来了。老人一看见感冒了的小曾孙女，就招手把她抱在怀里。

　　王泉媛老人现在已经94岁了，她的女儿在一边小心提醒我们：“每年下半年老人支气管就会出问题，多说话就喘不上气来。”记者心里一紧，深感这样的采访是对老人健康的一种掠夺。连忙停止了询问。“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能来，我很高兴。”王奶奶紧紧握住了记者的手。虽然老人手有些冷，但记者却觉得异常温暖。王奶奶每年要接受无数次采访，可她从来没有拒绝过，她说：“我并不是要向人炫耀苦难，只是希望后人能从长征的艰难中体会到一些东西。”

　　令人欣慰的是，王泉媛老人的故事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老人家中，我们看到了成堆的信件，寄信的有小学生、有大学教授、有商人也有上班一族，他们的信件无一例外都是手写，无一例外都充满了对老人的崇敬与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