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关系考略

　　［摘要］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甚至是从后者演变而来。但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在我军建设的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很多条文都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从现有的史料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爱民歌》没有直接借鉴的关系，它们之间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之间有某种联系，有人甚至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大多来自于《爱民歌》。本文拟对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的联系作些探讨，并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形成过程来考察它与《爱民歌》有关的种种说法。

　　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有怎样的联系

　　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的《毛泽东评点曾国藩军事思想》章中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爱民歌》的借鉴与效仿。他说：“1911年，著名将领蔡锷曾编有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这本军事理论书，吸取其精华，如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即精神教育）等等。例如，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这使人想起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建国后制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中不难看出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在该章的评点解析中，宋树理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宋树理：《毛泽东评点曾国藩》，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390页。】。

　　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刘金元等：《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档案学研究》2005年第1期。】。

　　路浩在《军与民的关系》一文中写道：“据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带领部队去井冈山的途中，就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大多来自于曾国藩在江西制定的《爱民歌》。”“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带兵的过程中借鉴了曾国藩‘歌子’中的精神，从井冈山时期的‘上门板、捆稻草、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到以后逐步扩充的‘八项注意’，不断发展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比较完整内容的新的‘爱民歌’。”【见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

　　另一些说法走得更远。例如，北洋网在“名人堂”栏目中介绍曾国藩时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年青时，对曾国藩倾服备至”，“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参照湘军条例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岳麓书社发布在中国图书信息网的《唐浩明和藩旭澜》一文也认为：“毛红军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由曾氏湘军的《爱民歌》演变而来的。”

　　遗憾的是，上述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些道理，也很容易让人相信，但都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缺乏文献支持，其实是一种推断，从有论必有据这一点来看，并不周密。因此，另一些学者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问题，认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如王子今探讨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时，也注意到《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关系。不过王子今说话很慎重，没有肯定这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是在行文中两次用了“很可能”这样的推断词。他说：“曾国藩从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当时战事的战术原则，如以主代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很可能也对毛泽东用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曾国藩治军十分重视‘禁骚扰以安民’”，“1858年，他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要求部队重视军民关系”。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的积极内容被吸收借鉴，对于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熟，应当是有益的。”【王子今：《毛泽东品题曾国藩》，《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王子今的这些话很注意分寸，没有作肯定的判断。

　　如果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应当承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他的建军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他在带兵过程中，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并且随时进行修订，一些条文都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印证这一点。

　　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形成过程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提出和形成过程，《毛泽东年谱》有一个简略的记载。从具体内容看，此记载可能来源于李立的回忆录《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根据这位从井冈山起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老红军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三湾改编时期。他说：“毛泽东同志早在三湾改编时，就决定要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代表工农利益的、同旧军队根本不同的革命军队。在行军和休息时，毛泽东同志经常深入连队，同战士们讲旧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他们到处祸害老百姓，抓兵、派差、抢东西，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又是恨，又是怕，一看见他们急忙上山躲起来。我们是代表工人、农民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可不能同旧军队那样蛮不讲理。我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伕，请群众挑东西要给钱。”“十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为部队制订了革命纪律，向战士们作了重要的讲话。”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一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就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李立：《革命摇篮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25页。】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村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陈士榘，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形成有更详细的回忆。他说：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时，郑重地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关于六项注意，陈士榘回忆：1928年初，毛泽东在遂川城里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关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说：“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土毛（厕所）。”【《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关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回忆：“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恤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回忆毛泽东》，第42―45页。】

　　陈士榘的回忆与《毛泽东年谱》等的记载有些细微差异。不过这正说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三大纪律”，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从军事实践对军事纪律形成的决定作用来看，它是在实际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这一点，可从红四方面军也曾产生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军事纪律得到证实。徐向前回忆：“起初，我们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这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所得和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1929年底部队扩大了，又将红军纪律定了十条：“（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不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2页。】红四方面军军纪产生的例子表明，只要实际条件具备，一定的思想、方针就会适应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不一定需要传统思想作原料。

　　不过，毛泽东毕竟受过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这也无需回避。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整理过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有这样的内容：“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3页。】他早年还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490页。】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还刊登过《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年代，在思想上都曾受过曾国藩的影响。当然，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在没有直接依据的情况下肯定毛泽东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直接借鉴或参照了《爱民歌》，说是“演变而来”更纯属臆断，但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湖湘文化的影响来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较为客观、谨慎的结论。〔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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