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年初在讨论纪念专题策划的时候，我偶然获知，在几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海南籍红军干部中，惟一健在的只有居住在北京、年届93岁高龄的谢飞老人。她同时是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海南女性，也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30名长征女战士之一，于是就有了采访老人的念头。5月，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海南广播电视台的李成老师，李老师从1996年起先后三次在北京采访过谢飞老人，最后一次是2003年。我把想法一说，李老师极为支持，并相邀同行。他说，老人的一生很传奇，但由于老人一直很低调

　　9月24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前夕，在北京中国公安大学的一栋公寓楼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琼籍红军老太太。

　　如果不是预先得知，眼前的谢飞老人完全就是一位慈祥的文昌老太太，加上满口的“文昌普通话”，让人怎么也无法把她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夫人、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等字眼联系起来，无法同传记旧照片中那位英姿飒爽、颇有些洋气的女士联系起来。93年的岁月在老人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眉宇之间，至今仍然透出自信和坚毅，散发出一种不凡的气质。

　　谢飞，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出生在海南文昌湖山的茶园村。1926年，13岁的谢飞考入了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琼台师范的前身），是校内年龄最小的学生，入团，再入党，年仅十四、五岁的“阿香”从此开始参加革命。也是在15岁那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革命者，谢飞被迫离开家乡，先后在香港、新加坡、福州、厦门等地从事地下党组织的保卫工作，1934年调到江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不久便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也许知道今天有家乡客人要来看她，老人显得很高兴。当海南广播电视台的摄影师正在客厅布置灯光设备时，在里屋休息的老人目光却不住地向外探。准备停当，一头银丝、一身军装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出来，在沙发上坐下，清瘦，但精神依然矍铄，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两位小女孩随之上前，向“谢奶奶”献上鲜花，系上红领巾，并用稚嫩的童音向“谢奶奶”朗读海南小朋友写给谢飞老人的问候信。这是电视台少儿频道组织的一次活动，通过向海南青少年朋友征集“写给红军老奶奶的一封信”，并由李成等人专程带到北京，向老人转达家乡青少年对红军老前辈的敬仰和祝福。

　　当孩子们为老人展开一幅故乡文昌孩子们送给她，画有新建成的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图画时，老人情不自禁作出弹奏音乐的手势，口里快速吐着声音。谁也听不懂她是在说什么、唱什么。歌为心声。也许，年轻时就能歌善舞而如今已言语不便的她，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谢飞的一生是传奇的。当年年仅21岁的谢飞与德高望重的“红军三老”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以及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刘英（张闻天夫人）、蔡畅等30名女红军编在一个连队中。这些女红军战士与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参加战斗；护理伤病员，宣传发动群众；还要与饥饿、寒冷、疾病作斗争。

　　采访中，年事已高，言语不便而且记忆力衰退的谢飞老人已很难再为我们讲述当年精彩的长征故事。曾三次采访过老人并留下珍贵录音记录的李成说，听老人讲述长征途中的艰难经历时，有两个细节令自己至今难忘：一是红军过大渡河时，谢飞已感冒发烧了好几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全身都快散架了似的，战友们都担心她过不了铁索泸定桥，但掉了队的她咬紧牙关，手脚并用，坐在地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挪过铁索桥，最终以惊人的毅力赶上队伍。二是进入藏区后，由于粮食短缺，她们三位女兵跑到老乡的牲口棚里，从牲口的粪便中挑拣出尚未被消化的玉米粒，洗净后再烘烤来食用充饥，就这样居然筹集了几天的干粮。

　　谢飞在长征中的故事以及后来的有关回忆，许多已被收录到新近出版的《长征女红军谢飞》一书中，老人将这本作者桑金兰用了6年时间采写的有关自己的传记作为礼物回赠给我们。翻开传记，那些长征中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顽强坚毅的谢飞。“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谢飞和她的战友们，这些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红军战士最终以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令得“万水千山只等闲”。

　　“谢奶奶，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了。您走过万里长征，不简单哦！”

　　李成对老人说。

　　“70年啰？！这么久啊！”

　　老人回应。接着，她伸出手用指头比了一下“二”和“五”，连续几下，似乎是要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走过那惊世的“二万五千里”。

　　时光荏苒。窗外，正在抓紧备战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全城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基建工地，充满了现代都市的喧嚣。但在木樨园公安大学里的这栋公寓楼里，此时，时光和记忆仿佛都回到了70年前，回到了长征路上。

　　长征到陕北后，谢飞与刘少奇结为夫妻。六年的婚姻生活里，谢飞随刘少奇调往天津、北京，在中共北方局机关协助刘少奇工作。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在抗日的烽火中，她奔赴浙东，成为皖南新四军的一名女干部、威震敌胆的“谢团长”。建国后，谢飞从职业革命者到职业教育工作者，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人民大学的法律研究生、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1984年退居二线后，人退思想不退，她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继续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谢飞是海南人，自然忘不了自己的家乡。据说，对学校里的广东和海南学员，她总有些“另眼相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谢飞多次回到海南，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

　　采访中，为了更好地摄录下谢飞老人的镜头和声音，家人握着老人的手，慢慢地引导她讲话发音：“我是海南人”。老人也一字一句地跟着发声。

　　“我是海南人。”

　　“我当然是海南人！”

　　当再重复一次的时候，老人突然毫不迟疑并提高语速很认真地说，用她那口典型的“文昌普通话”。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老人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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