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并非一个制造冲突、不讲道德的社会，相反，比起熟人社会和单位社会，契约社会的道德要求更具有普遍性、操作性和真实性。如前所述，熟人社会的伦理是建立在伦常亲情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其本质是一种自私狭隘的道德观。经验表明，当这样的个人离开熟人的圈子踏入陌生领域，由于失去熟人的监督，完全有可能发生道德品质的裂变。与“爱有等差”的熟人社会不同，市场自始就是开放性的，商品则是天生的平等派，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强烈的
公共关怀，它要求人们博爱宽容，待人如己，相互尊重，善于妥协。然而，自古以来，对道德和自由的最大戕害均来自于权力。契约就是对权力的约束，这是市场经济不言自明的逻辑，而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其实也是社会普遍失德的开始。尽管几乎每个时代都不乏崇高的道德说教，但跋扈的有权者只图治他人之德而不束己之德，造成的恶果就不仅仅是谎言和伪善的盛行。为了摆脱苦难，有“门路”者想方设法接近权力、谋取权力，一旦取得权力就使用同样的手段加倍补偿自己；无“门路”者只能在压迫中逆来顺受，日积月累，怨恨渐渐弥漫在社会的空气中。于是，人们的谦让和宽容不见了，真诚与礼节没影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嫉恨、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市场经济讲道德，但更讲规则。促使人们信赖规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利益调整机制，如同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自发遵守规矩一样，当违反法律的坏处大于其预期收益时，人们自然会“不加思索”地守法。相反，一种规避乃至嘲弄法律规则的行为，如果始终受不到任何形式的制裁与限制，最终演变为广泛存在的行为和普遍发生的现象，成为一种破坏规则的惯例，那么市场道德也会随之破产。从这个角度说，不是因为道德本身导致规则的破坏，而是规则屡遭破坏才引发道德的崩溃。例如，市场上伪劣假冒商品制的泛滥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这绝不能仅仅以生意人惟利是图、道德素质低下来解释。我们可以发现，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在制度和规则面前，往往采取熟人或地方保护主义，关系户得以被网开一面，这就极大地破坏了规则的普遍有效性。由此而及彼，既然“关系”可以带来好处，人们就会竭力构建所谓的熟人关系圈，对于社会生活的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寻求“关系”的帮助，而“关系”产生的背后，则几乎肯定存在着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影子。总之，法律和规则不会是个人行事考虑或首要考虑的因素。更可怕的是，受蔑视规则的社会心理影响，排队插队、随地吐痰、闯红灯等破坏规则的行为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民风淳朴为何不是一种奢求
应当看到，当今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紧张等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旧体制的价值观念因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被普遍怀疑；另一方面，新旧体制在衔接上出现了某种断链，新价值观念因此缺少生长空间而发育不良，先天不足又反过来弱化其有效抵制旧观念嬗越和侵蚀的能力。在体制转轨的混沌秩序中，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均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形成双重甚至多重道德品格，导致行为和相互关系的普遍失范。影响新体制生成的因素无疑是复杂的，传统熟人文化、权力文化的熏陶、“经济人”的逐利本性、断层不断加深的社会结构、政府职能转型滞后、权力不受约束等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施加了消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传统文化（如熟人文化）阻碍了新体制、新道德体系的生成，并不意味传统道德就必然与契约社会水火不容。熟人文化固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但很显然，“交易”绝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市场道德关注的是公共生活，而熟人伦理则隶属私德范畴。在私人的交往范围，其乐融融的亲情、温暖绵绵的友情、艳阳如火的爱情还有四面八方远数不尽的种种关系，都能给我们带来情感的欢愉。这种私人的道德情感与公共生活无关，自然不受公共规则的调整，这与“做生意亲兄弟要明算账，但弟弟到哥哥家吃饭不用付钱”是一个道理。其实，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确立的正是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原则——公私分明。只有明确了什么是公共的，什么是私人的，界限清楚，才真正谈得上和谐。否则，把公共道路当自家的使用，自家的锅碗瓢盘则为“大锅饭”服务，家庭成员成了阶级敌人，或者以父亲训斥儿子的态度对待毫不相干的人……这样不仅社会秩序混乱，人际关系也是一塌糊涂。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公私混淆的局面：公共生活私人化，例如官员以权谋私，商人只顾自己赚钱而不顾他人死活；私人空间则常常为公共国家所侵占，明明是私德问题，总被以“高尚”的名义强迫“从善如流”，例如对于亲属的犯罪行为，中国自古就有“亲亲得相守匿”的原则，但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却无视人伦而强行要求个人对其指证。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陌生人世界或公共空间会继续扩大，相应的社会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正处于英国人梅因在《古代法》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即“从身分迈向契约的进步社会的运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契约运动带来的平等与自由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每个人的潜在可能性的全面发展，以现代法治为支撑的诚信观念则为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而中国传统伦理也可从另一维度为我们带来相互间的情感依存——这正是欧洲著名伦理学家海勒提出的新的“美好生活”的三大价值判断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民风淳朴”具有同一价值感受的新生活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种奢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事关公共选择的制度和规则能够充分保障契约（包括个人契约和社会契约）的实现并为人们所信赖。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仍需等待。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