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哪些“一把手”位置不是腐败重灾区

　　□刘洪波

　　权力用之于办好事往往艰难，而用之于个人谋利则无往不利，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哪一种特殊的“一把手”岗位才会容易腐败

　　媒体在报道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但我不知道这样讲是否理由充足。

　　县委书记腐败的例子，在所多有。但就腐败案件的总体情况而言，县委书记占到多大比例，没有人提供这样的数据。我既不知道腐败案件中，县委书记犯罪的比例是不是最高，更不知道腐败了的县委书记在县委书记中的比例，是不是高于别的级别官员。所以，讲县委书记成了腐败重灾区，可能也还是印象。何况腐败还有一个是否被发现的问题，大概官员职级越高，腐败问题被发现的机会也相应地少一些，但出现腐败问题的机会不见得少。

　　当然，这不是说县委书记腐败的问题不严重，只是我在想相比于其他职级的官员，县委书记的腐败问题是不是更加严重一些。在得到有说服力的数据以前，我很难相信腐败问题更加集中于县委书记这样一种职务。

　　据分析，县委书记的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腐败重灾区，是因为县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从干部提拔任用到重大工程决策，都可以“一锤定音”，这就为腐败提供了空间。我看，这些都不是县委书记的特有权力，而是几乎所有“一把手”的权力，哪个“一把手”不是集所谓“人权、财权、物权”于一身，又有几个“一把手”不把掌握这些权力作为施展权力的基本条件呢？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人们一度讲“一把手不受监督”是腐败案多发的重要原因，现在讲“县委书记成了腐败重灾区”。如果县委书记多发腐败是作为“一把手不受监督”的例证来讲的，我想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认为县委书记这个层级才容易发生腐败，那么可能意味着认识上的倒退，因为它将“一把手”容易腐败这种普遍认识退化成了某个特殊的“一把手”岗位容易腐败。

　　怎样监督权力，怎样使权力相互制衡？就算坚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很有几套办法啊，新加坡、香港、韩国，也不是西方国家，用的办法各有差别，并非“照搬西方那一套”，难道也学不成？

　　我在想，一些人口口声声所说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大概都与“一把手大权在握又不受监督”有关，好像这才是特色和优越性的体现。要搞监督，什么重大决策都来来回回，时间都耽误了，效率都搞低了，很不容易雷厉风行，那成个什么样子呢？所以权力是不能不集中的。

　　不用说，这种搞法，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判断上，那就是“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集中了大权是要服务于民众，而不会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判断，怎么会放心地把权力集中到“一把手”手上呢？

　　这些年，监督办法、纪律条例、议事制度，还是搞了不少。但问题是“一把手”就算不按照章程办，谁又有办法？除非发现他有腐败问题，还没有哪个“一把手”是因为不接受监督、违反议事规则作决定就下得了台的。而“一把手”高瞻远瞩、力排众议，推行政策或决策，收到了良好效果，这样的感人事迹又不绝如缕。

　　政治生活中每个单位必然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一把手”，权力用之于办好事往往艰难，而用之于个人谋利则无往不利，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哪一种特殊的“一把手”岗位才会容易腐败。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