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谢绝杂文”到“谢绝时评”

　　近来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早已被报刊时评专栏视做专利的“婉拒”“赫然”出现在新近改版的〈杂文报〉校园版的信箱回复之中：（本版）一般不刊载时评。早已把时评版面“谢绝杂文”当成天经地义之事的人们看到这类似于“还击”的回复不禁感觉惊奇，难道这仅仅是一次编辑心血来潮式的偶然吗？还是一次杂文必然的“觉醒”呢？

　　同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实际上我们很难从文体、从属的关系上区分杂文与时评之间

　　虽然各有特点，但随着90年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生活速度的加快，杂文作者群体意识的“老化”，极具“快餐”特点的时评开始取代杂文成为人们的新宠，因为年轻的人们已经厌倦了“老人”们对过去絮絮叨叨的回忆。在不知不觉中，杂文开始“式微”了。

　　“杂文式微”的口号喊了有好几年了，虽然杂文届人士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杂文届的旗手《杂文报》在不知是编者还是作者的百般“努力”之下成了名副其实的“时评报”。而众多纸质媒体不但“大刀阔斧”砍掉了原来流行的杂文栏目，更在新兴的时评栏目中下了“拒客”令：谢绝杂文。于是杂文在“内忧外困”中“苟活”，杂文作者在“市场需求”与“自身价值”的追逐之下逐渐“变异”。而时评越发的兴盛，一时之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但优点与缺点只有一线之隔，时评在表面的兴盛之下开始危机四伏。

　　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读者也是不断变化着的。“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对于食客来讲只能是偶尔才“开”一下的洋荤，长期吃谁的身体也承受不了，被“简单”化了的时评也同样如此。本来讲究功力的时评被日趋“简单化”、“程序化”甚至“批量化”。偷工减料、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互相抄袭甚至盲目的跟风成了时评最大的特点，部分时评人不负责任的“乱评”严重影响了时评的声誉。

　　比如前几天有一个“横店建圆明园”的新闻，新闻发出后的第二天竟然有将近30多篇观点迥异但大多无理无据的关于此事的时评见报，但紧接着的新闻却表示横店称建圆明园只是一个规划而已。对圆明园的评价近似于闹剧。

　　面对这个经常“皮厚肉少”还经常“变味”的假“肉包子”，读者的肠胃开始难受起来。而开始担忧自己思维变得“迟钝”的时评作者和时评编辑们也变得对时评越发谨慎，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创作以及选稿向杂文的文艺性靠拢，很多优秀的时评实质上已经变成了戴着新闻由头“帽子”的杂文。这种现象验证了杂文家鄢烈山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后说过的一段话：“杂文以后肯定还会有发展的空间，以后时评杂文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更多地采用杂文的笔法，空间会大一些。我们不可能像李敖一样给蒋介石上课，但是可以给余秋雨上课，给文化人上课的杂文是可以做到的。公众人物如果受到的监督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批评越来越自由，那么时评杂文化的趋势会多一些。”（2006-7-15南方都市报）

　　读者、部分编者与作者的想法也代表了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随着人们的日趋理性化，社会成员的浮躁情绪日渐消退，人们开始需要越来越多的反思与“前瞻”，而那种“变味”的时评很明显是难以担起这个重任的。

　　再回过头来说一下〈杂文报〉。〈杂文报〉的创始人储瑞耕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颇具哲理的话：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很不幸，杂文报差点儿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走入“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的死胡同。伴随着〈杂文报〉逐渐变成“时评报”的无奈、伴随着杂文报逐渐走到街头小报边缘的痛苦、曾经有过辉煌历程并且一直秉承“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办报宗旨的“杂文报人”似乎开始觉醒，否则就不会有校园版的改版，否则就不会有于立生〈劝君莫谈陈寅格〉这样文字的刊发，否则就不会有那个让人“惊讶”的邮箱回复。〈杂文报〉依稀又有了“昔日杂文报”的气息。

　　现在我们不必再去幼稚的区别谁“兴盛”谁“式微”的问题了，因为无论谁都不可能是永远的王者。但杂文的复兴已经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即使有人不承认那是杂文。不但杂文会复兴，甚至会有一种糅合了杂文与时评各自优点的新杂文或者新时评在未来诞生也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许“谢绝时评”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