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书圣金正喜的启示（文化交流）

　　我初次走近金正喜，是在2000年3月的一次济州岛之行，观瞻了金正喜谪居址，在归途中赋得七绝：

　　《岁寒图》写岁寒人，寂寞清居待罪身。

　　不是抗时违世道，宗师哪得笔通神？

　　事隔五年多，韩国朋友赠我《阮堂全集》，韩国学界确是以金正喜与苏轼相比拟的。金正喜还曾画过《枯木竹石图》，自比东坡。

　　金正喜24岁那年随父亲拜见清朝鸿儒翁方纲、阮元。当时中国学界，朴学盛行，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又逢三代、两汉、魏晋的金石文字大量问世，加以帖学衰颓，使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一出，立时起到开宗立派的功效。

　　在当时韩国学界，金正喜是第一个获得阮元真谛的学者，坚定地走着一条碑学的路子。金正喜打击“家家晋体”，是反对传统帖学转辗翻刻失真，实际上他也很好地融会帖学，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促使碑派书法的“韩国化”，也使清朝的碑学研究拓宽了眼界。

　　金正喜手札以帖为主，兼融碑意；匾额、对联多从隶法，兼取帖意，不拘一格，又别具一格，显示了一位大艺术家的博大胸怀。他既天真又倔强，平和与刚烈的性格共融互补。阮承烈为《阮堂全集》写的跋文，称道金正喜书法气象宏大，包罗深广，风格多变。

　　从金正喜，我们看到了汉字文化圈内对书法与书法家的要求具有共同性。评论书法家，由人品高下观书艺，再从书艺优劣求人品；由学识深浅看书艺，再从书艺精粗测学识。至于书法的功力，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书法家的全部素质。

　　中国“书法”一词的起源，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东汉。当“书法”形成了一个专门名词以后，就直指以汉字为载体的特殊的文化艺术门类，有它自身的哲学、美学理念和文化内涵，其中也包括了书写的“法则”、“方法”。

　　日本形成于江户时代的“书道”的理念不是简单地以一个“道”字可以概括，更不能以开创“书道”那个年代的“道”理解全部日本书道。

　　金正喜之后又一个书坛巨匠孙在馨，于1945年把在日本统治时代通用的术语“书道”更名为“书艺”，突出民族特色，有着“书即画，画即书”的传统意义。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朝鲜—韩国书法远远超出了“书艺”字面上的意义。

　　中国书法，韩国书艺，日本书道，虽然名词相异，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求技、艺、道的统一，由技艺而达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高度。中国的王羲之、颜真卿，日本的“三笔”（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韩国的金正喜等等，都是最高的典范。

　　我们需要关注各民族之间书法文化的共同与相异，互相尊重与互相交流。中国是汉字书法的母国，但我从来不把邻国的书法当作中国书法的“分支”。每当读到日本“三迹”之一藤原佐理的狂草，我总是十分激动。从这位杰出的天才身上令人想到怀素的衣钵，但藤原佐理绝对浸透着本民族的气质，有强烈的个性。单是日本假名的流动、飘逸气息的渗入，就是中国书家所不具备的。现在我们又走近了韩国金正喜，从金正喜书法中感受到朝鲜民族强烈的独立、自主、自强性格，令人震撼，振奋。

　　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一种学说，当其新出现的时候，表现了进取，锐气，以后逐渐衰退，甚至成为保守势力。碑派到了后期，一部分作者走入狭窄的道路，另一部分作者走着碑帖融合的道路，碑派复兴，冲击陈陈相因的帖学，带来了新鲜空气，也有局限性。草书的低迷，出现在清代中叶以后，草书成为清代书法的一大缺失。时至今日，“碑派”的观念又有了扩充。我们的视野比200多年前扩大了许多，面临着一条广阔的多元发展的道路。

　　书法的革新，历史上常处在字体变异的时代。我们当前时代不可能出现新的字体，一时难以出现新的有巨大影响力的流派，但是各种字体、各种流派的消化，吸收，互补，融合，肯定对书法的创新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书法的创造，有赖观念更新。我们不仅承继古人留下的那一份现成的财富，而且还要学习古人的创造精神。

　　我们面临着世界日趋一体的新时代。传统艺术几乎不可能简单地将外来的一切拒之门外，要在世界潮流中独树一帜，就要敢于吸收世界各国文化中有益的成分而时刻守卫着传统中相对稳定的本质的因素。由此，传统的民族艺术才能获得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