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狗”的报道。如，25日的《齐鲁晚报》报道，今年前三个季度，烟台有14000人被狗咬伤，而2003年全年也只有7600人被狗咬伤，不到3年时间，被狗咬伤的人数就翻了将近一倍。同一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9月，全国累计报告狂犬病发病数2254例，今年狂犬病已经连续4个月成为我国报告死亡人数最高的传染病病种。
“狗”为患，非“狗”之错。狗是无辜的，狗是人类的好伙伴，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也证明，有宠物做伴的空巢老人从它们身上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价值感、被爱和被需要的感觉。因此，治“狗患”，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人与制度。
最近，济南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发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笔者注意到，许多人对狗费的大幅度降低表现出了很大兴趣。一位喜爱宠物的老人说，自己的“金豆”是条没有户口的“黑狗”，她曾想到公安部门办理养犬登记，但一打听，除了要缴纳4500元的登记费外，每年还要交2000元的注册费，高昂的费用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真的如《草案》规定，“黑狗”从4500元降至400元，自己就会考虑为“金豆”办证。
“狗患”与“狗费”相关，是个不争的事实。高昂的“狗费”让一些人不愿办“狗证”，而宠物成“黑户”极易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狗主人不敢把黑户狗带出门去注射疫苗，狗就成了传播疾病的潜在来源；由于是黑户，大家都把狗关在家里，不敢踏踏实实地遛，日子一长，狗怕人就容易导致狗咬人，等等。
“狗费”降低，办证的就多，管理就便于规范，“狗患”就会减少。如，北京过去的“狗费”为5000元，绝大多数狗是“黑户”，2003年“狗费”降为1000元，全市“上户口”的狗从12万只一下子就升至45.8万只，狂犬病患者也大幅度降低。在香港，申请养狗的费用大概就在90元到280元人民币元之间，而这其中就包括给狗做免疫、体检的费用。在新加坡，只花相当于人民币60元就可养一只小狗，而且也不用再交费。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应用动物行为与动物福利高级讲师纳塔丽·沃伦博士介绍，英国在前些年也曾对养犬人收费，每只犬5英镑，当时的目的只是希望通过收取一定费用增强养犬人的责任心。但是后来发现5英镑的费用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的收费。
治理“狗患”需要严明的法制和执法，需要狗主人具有责任感和起码的“宠德”。但这些还不够。笔者以为，要治“狗患”，就应先降“狗费”。我们不是经常念叨与国际接轨吗？在“狗费”上不妨与国际接一下轨，通过管理者从“高收费、轻管理”到“低收费、高处罚、重服务”的转变，实现人与“卡拉”们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