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讯问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的开始”有所不妥

　　一般认为，由于历史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大陆法系下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英美法系下的对抗制审判模式存在着诸多差异。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但却未能引起我国学界足够关注的差异，就是法庭上有关被告人接受讯问的次序。在大陆法系，法官不仅负有查明真相的权力和职责，而且讯问被告人还是法庭调查的第一步。而在英美法系，由于法庭审判实行对抗制，被告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并不是审判中第一个被讯问的对象，反而常是最后一个被讯问的对象，甚至从未接受讯问或诘问。如，在美国，审判开始一般是由检察官和被告律师各

　　我国有着长期的大陆法传统，审判程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仅法官在法庭调查等一系列环节上都占据着主导和控制地位，而且讯问被告人还是法庭调查的首要环节和主要内容。为保障人权，实现公平之法院，中国1996年的修改后的刑诉法事实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审判方式，不仅法官在开庭前不得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证据调查活动，而且庭审过程中法官的活动也进一步趋向中立、消极。

　　但是，我国并没有实行彻底的对抗制，不仅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仍然具有较强的主导作用，而且现行法依然将讯问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的开始，这一做法容易滋生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首先，将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中首先被讯问的对象，明显背离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个基础性原则，也作为一种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无罪推定替代了被告人对自己无罪的证明，被告人则无须对指控进行澄清、答辩或证明自己无罪。现行法将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中首先被讯问的对象，实际上会产生一种被告人被迫对指控进行陈述的效果，这显然是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

　　其次，将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中首先被讯问的对象，难以使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作为公正审判的一项最低要求，裁判者的中立对于辩护权的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裁判者的中立，要求裁判者既要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也要其对控、辩双方一视同仁，并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然而，将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中首先被讯问的对象却容易使裁判者过早产生对被告人的偏见。这是因为，面对公诉人甚至裁判者的讯问，如果被告人选择作有罪供述，则裁判者对被告人是有罪的这一问题已经形成确信，即使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很难得到裁判者的必要关注。而如果被告人保持沉默，裁判者同样可能会因为其沉默而对其产生有罪的偏见；

　　最后，将被告人作为法庭调查中首先被讯问的对象，不利于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的价值追求，控辩平等对于维系合理的诉讼构造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控辩平等的真谛在于控辩双方能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进行公平地对抗，而不允许任何一方享有比对方更多的程序权利，更不允许任何一方尤其是控方享有特权。

　　如今，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问题已经列入立法规划。在这一大背景下，适应我国庭审方式进一步改革的需要，对现行的讯问被告人程序进行修正是极为必要的。适当的程序设计应当是，在将“讯问”一律改为“询问”的同时，将“询问”被告人这一环节--如果被告人愿意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的话--置于法庭调查的最后，并由辩护人在审判长的主持下进行主询问，然后才能由公诉人进行反对询问。与此改革相背套，还可以考虑调整法庭上被告人的位置--变“目前被告人直接面对裁判者”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无罪推定得以实现并尽量弱化裁判者对被告人的偏见，也才能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并避免使被告人的口供受到不应有的夸大，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