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女人们

　　编者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选发此文。它节选自《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长征路上32位女性所展现出的个人魅力和精神风貌，感动着历史，感动着后人。

　　贺子珍赤水河的呜咽

　　1935年，连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率部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这份来之不易的果实，令毛泽东，也令红军为之精神振奋。他也许还不知道，在二渡赤水前后，他生活当中的又一个果实也瓜熟蒂落了。

　　这本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却成了一幕人间悲剧。

　　2月15日，朱德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下达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的命令。天上淫雨霏霏，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地咬着红军的尾巴。精疲力竭的女人们已记不清确切的时间，推算大概在2月18日左右她们到达了古蔺。

　　天上还在不停地下着细雨，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时有人摔倒在泥泞里。恰在此时，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感到腹部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痛。不好，这是分娩前的征兆，已经有过三次生孩子经验的贺子珍，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于是，她把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叫到身旁，让她帮助做些准备工作。钱希钧不敢怠慢，马上把这一消息禀告了董必武和侯政两位领导。

　　孩子眼看着就要生了，得赶紧找个可以遮挡的地方。连长侯政急得不知怎么是好，突然眼前一亮，在前面不远处正好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草屋，天无绝人之路！

　　于是，大家分头忙乎起来，请随队医生、准备东西……贺子珍此时已被抬进了那间低矮的茅屋，屋子里非常简陋，还在冒着热气的吊壶和屋里凌乱的痕迹，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刚刚离开不久，也许并未走远。

　　医生李治来到茅屋，就着手准备接生，但手边什么医疗设备和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用来剪断婴儿脐带的剪刀。钱希钧和钟月林作为医生的助手，在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在她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的又一个女婴诞生了。

　　孩子生出来后，女人们找来茅屋主人用的瓦盆，用清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然后又用白布将孩子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很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包好后，就放在了火炉旁边。在孩子的包裹里，有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要出发打王家烈，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这里。包裹里面还有三十块大洋和吃饭用的大粗碗那样大小的两碗烟土。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

　　“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

　　离别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远比生育时的痛楚更让人心灵受伤。贺子珍几次生育几次别离，不仅伤害了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更在她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阴影一直跟随她的左右，成为永远的心痛。

　　邓颖超咬牙走出茫茫草地

　　1935年8月下旬，部队开始进入大草地。之所以叫它大草地，顾名思义它辽阔，一眼望不到边，你甚至看不出天和草原是在什么地方连接在一起的。时值夏季，草丛中开满了各式各样、叫不出名字的鲜花，仿佛一块偌大的绿色地毯，上面容纳了所有能形容得出的和形容不出的颜色和花香。但这美丽的景致在女红军的眼里，不过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暗藏杀机的、偶尔会有几丛矮树的大水草地。

　　此时此刻，这片大水草地对于女人们来说无疑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在一眼望不到尽头、水天相接的海上只身漂泊，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再加上天气变化无常，所带的干粮根本坚持不了几天，所有这些，对人的意志构成一种严峻挑战。事实上在这七天七夜的挣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失足跌入地下暗河就再也没有起来。

　　这一天，队伍已进入到草地深处。环顾四周，绿汪汪的一片，看不到树木，更没有人烟，绿草下面泥潭星罗棋布，明河暗沟交织在一起，每一丛花草下面都可能是一个陷阱，稍不留神，一脚下去就有被暗河吞噬的危险。

　　草地上的气候也是变化无常。刚刚太阳还在头顶，一转脸，阴云密布，天空飘起雨来，一会儿又狂风冰雹一起袭来，让人预料不到，躲闪不及。

　　邓颖超骑着马，紧紧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当队伍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时，邓颖超的病情有所好转，她便开始练习骑马。随后，她要求取消了担架。周恩来还是在过大雪山时就一路不停地咳嗽，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上病情愈加严重，高烧不退，只好用担架抬着。

　　不知什么时候，周恩来的担架与骑马的邓颖超之间拉开了距离。邓颖超很想赶快跟上他们，可正在这时，她的马突然受惊，四蹄踏入泥潭之中。一开始她没想惊动周恩来，但随着马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眼看着泥水漫过了马的四条腿，自己的双脚也慢慢地浸在了泥水里。她放开喉咙喊了起来。但由于天正下着大雨，她的喊声被雨声吞没。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位红军总政委的夫人尽管因重病在身，曾做好了一切不测的准备，但她也不愿意就这样在大草地上把自己葬送。泥水已经浸过了她的双腿，并且还在不停地下陷，越陷越深，如果陷到胸部就会有生命危险。邓颖超再也不敢挣扎了，而是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

　　后面路过的同志发现邓颖超的时候，泥水已经浸到了她的腋下。当把她从泥水中拉出来时，她的衣服全部湿透了，分不清汗水、泪水、泥水和雨水。

　　接下来的几天，她整天发烧，粒米不进，精力衰竭到连马都不能骑。常常是骑在马上几分钟后，就要下马躺在地上休息几分钟。用“举步维艰”这个词来形容邓颖超此时的处境一点都不为过。

　　出了草地，到班佑的时候，邓颖超看到了房子。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了，她想。但等她慢慢地挨到墙脚，她却没有了上楼进屋的力气，直到又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缓过劲来。当蔡畅带着姐妹们来看邓颖超时，她那没有人形没有血色的样子，吓坏了大家，还担心她会被留在这荒凉的地方。

　　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力是无限的。当邓颖超走进延安，走进北京，走上她为党为人民重任在肩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有谁会相信她曾经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几近气绝葬身？作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支撑着她生命力的不仅仅是她的躯壳，更是她不朽的精神。

　　刘英对洋顾问毫不客气

　　一段时间里，在遵义会议上被撤掉了指挥权的洋顾问李德，仍是中央队的一员。当时中央红军对广大干部战士们严格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处宿营，都有巡视员检查部队纪律，对违反纪律者一律查纠。中央队的纪律检查是由刘英负责的。

　　这天，部队驻扎下来以后，刘英来到了李德的住处检查。这位自红军从瑞金出发就一直跟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此时虽然没有了当初至高无上的指挥权，但他的顾问身份没有变，优越的生活条件依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行军中，他所骑的马，可以说是中央队最好的高头大马，即使在红军马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另有备用马。一路上，他的牛奶、咖啡、香烟不断。不仅是刘英，有许多人对李德的这种特殊待遇心存不满，只是碍于面子，没有人直接点破而已。

　　但这一次，不识相的李德却撞到了有点倔脾气的刘英头上。刚刚走到李德住的大院门口，远远地，刘英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在茅台镇一带，酒作坊随处可见，家家都参与酿酒，富庶的人家把卖酒作为赚钱的行当，酿酒在这里成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手段。

　　看着刘英吸鼻皱眉的样子，警卫员悄悄地告诉她：“华夫(李德)同志正在里面喝酒，我们劝他，他也不听，还发脾气。”

　　刘英不管那一套，推开门就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大宅院，院子的面积和布置，以及房间里的摆设展示了主人的身份，仅墙边那一坛坛的酒就已经告诉了人们，这是一个殷实的家庭。但这个原本应该很整洁的院落，此刻，映入刘英眼帘的却是一地狼藉的鸡骨头。酒气熏天的李德正坐在桌边大喝大嚼。

　　刘英有过留苏经历，她的俄语还是能够应付一番的。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多多少少也懂得一些俄语。于是，刘英用俄语与他交涉起来，刘英的态度是严肃的，话语一定也很尖刻。如果放在往常，也许李德会在意刘英的劝告，毕竟刘英是中央队的秘书长，但此时，喝红了眼的李德才不管那一套。酒杯非但没有放下，依旧自顾自地一边喝着酒，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叽里咕噜，而且态度蛮横，很明显是借酒撒疯。

　　不知道是因为怨气积攒得太久，还是因为一个小小的中国女红军，竟然敢指责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大顾问，总之，李德当时在刘英面前失了风度，他大光其火，突然间他拔出手枪，朝天“叭叭”就是两枪。这两枪，是刘英所没有预料到的，一时间，刘英愣住了。但她并没有被吓倒，她用那双喷火的眼睛与李德猩红的眼睛对视了一下，刘英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狂妄，一转身跑了出去。到了中央队住处，刘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王稼祥。很快，王稼祥和刘英又一起返回大院，一看李德还在胡吃海喝，王稼祥也很生气，用流利的俄语将李德训斥了一番。在王稼祥面前，李德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刚才那股蛮横劲儿，一扫而光，蔫头耷脑地听完王稼祥的训斥，一句话也没有申辩。

　　当时的李德，虽不再执掌军权，但他毕竟还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刘英敢于指责这样一个大人物，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识的。

　　刘丽明/著

　　网络编辑：孔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