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伦不类的“正面报道关”

　　□朱四倍

　　安徽省人事厅下发了《安徽省新闻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试行）》，在高级记者、编辑职称评定能力条件栏中，增添了一项内容，每年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刊播正面宣传报道安徽的稿件不少于三篇，其中专职从事向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供稿的，每年不少于30篇。（见10月26日《南方周末》）

　　横空出现的“正面报道关”，难住了不少老记者，也让公众不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强调正面报道？有官员回应说，这符合中央关于加强舆论导向的要求，也符合安徽省情。但是这位官员可能忘记了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有着这样的强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可见，在中央看来，加强舆论监督和加强正面报道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符合省情”，明显是对中央有关精神的片面理解。更何况，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一种公众的舆论，这种舆论或者公开，或者隐秘，或者只存在于百姓心中，即便不公开宣扬，它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

　　那么，官员何以如此强调省情呢？原因无他，一些领导总觉得舆论监督给政府抹黑，一些地方官员怕批评报道影响了自己的政绩，因而设法逃避舆论监督。横空出现的“正面报道关”和中央电视台门口求情的队伍如出一辙，实际上是权力者试图通过职称评定来拒绝舆论监督，漠视民意。

　　“正面报道关”的出现，是对民主政治的背离。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传播媒介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更是实现民主法制建设的有效手段。“正面报道关”是对言论干预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拒绝，是取消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手段。

　　一位官员表示，地方重大成绩、活动、地方名人是好题材，不要尽找问题批评。不过我们要反问：在腐败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媒体该不该去批评和揭露？如果听任腐败因素不断积累，那会是什么结果？

　　总之，“正面报道关”的出台，折射了权力意志拒绝民意的尴尬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