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的破坏性不容低估

　　中国观察之王铭铭专栏

　　我一直误以为，知识分子中，当下中国经济学家，是最缺乏好奇心的一族。据我的错误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拿西方教材上介绍的“经济原理”来对中国的“经济现实”，一旦发现有何“不对称”和“距离”，便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他们之所谓“改革”，无非是将复杂的中国社会，“修正”为西方教材书写者笔下的“经济体”。

　　不少事能实证我的印象乃是出自完全的错误，尤其是，这些日子里，经济学家张五常那一席引人注目的话便表明，我的错误实在太大。此前我听说，张五常是经济学界的一个例外，他除了是著名经济学家，还相当具有“人文情调”。没想到，他风闻中的“人文情调”，日前得到了证实，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不少人惊讶地发现，张五常先生有相当接近于文豪郭沫若先生的一面。其实，坦白说，情况是否完全如此，我实在无力论证；不过，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点，无疑是肯定的——那就是，至少在他对于古文化之好奇心这一方面，其与郭沫若之间的相似性，实在太明显。

　　郭沫若生前对武则天特别好奇，总想能在自己去世之前打开乾陵一睹她老人家的风姿。他多次请求周恩来，却遗憾地得不到后者的赞许。失落中的他竟写出“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

　　张五常对古代文化的好奇心同样强烈。郭沫若想揭开武则天的陵墓，以为自己在一睹她的芳容之后，便能知晓中国一段历史的奥秘。张五常这回想揭开的不是乾陵，想知晓的不是一代女皇的身后“迷宫”，而是秦始皇的陵墓。尽管他与郭沫若想打开的是不同人的陵墓，但二者好奇心相通。据张五常的表白，他对始皇陵的好奇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陵墓中掩埋的死人，对历史有丰功伟绩，值得我们充分了解；另一方面，这死人生前特别“神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安排自己死亡之后的“去向”。秦始皇的“神经”，使经济学家张五常感到极其值得探究。

　　兴许，将张五常比之于郭沫若可能是不公道的，因为他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位风流人物之间，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都想劝说整个社会不惜代价，打开陵墓让他们看个究竟。张五常超越前人之处在于:当时的郭沫若，没有对好奇心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而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张五常，却能从论证中获得自信。张五常宣称，我们这个时代，科技已完全能够保护被开启的古墓；此外，他还名正言顺地以皇陵能带来大量经济收益为由，为我们算计死人和他的冥界的价值，劝说我们相信他个人的好奇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比如说，是古中国的璀璨文化，比肩于古埃及)。张五常的言论，使失落的郭沫若，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形象显得如此苍白。

　　按说，我们这个时代也特折腾人；要说服其他人，学者总被要求先去要说斯密们的“国富”方面的事儿，接着，还要说祖国辉煌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事儿。张五常超过郭沫若之处，还可能产生自某种值得同情的“时代困境”他那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方面进行论说的能力，实在前无古人。

　　对于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我无比崇敬。另外，说实话，我也并不是对秦始皇的尸体处理术毫无兴趣。不过，我不应太虚伪，我必须坦白说，对于某些“探索精神”，我的内心似乎也充满一股不吐不快的气。张五常使我的嘴巴里总像是要涌出“科学家的好奇心已给人类带来不少破坏”这个不知是出自何人之口的警句。尽管不少科学家显然不需要这句话来警告自己，但也有不少却无疑需要它。已有众多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好奇心对于历史与社会都是必需的；另外，一些为了显露个体“科学家”之认识能力而存在的“好奇心”，对于我们的历史与社会，破坏的潜力不容低估。试想，为什么周恩来不同意郭沫若揭开武则天陵墓的秘密？于我看，原因可能恰在于，他对于好奇心的这一破坏性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人们经常将具有破坏力的观念等同于“建设性意见”，并给予它过高估价。在我看来，张五常关于秦始皇陵的博客文本，透露出我们时代的这一弊端。他的话语，如同多数所谓装扮成“社会科学”的文本一样，用“建设性意见”包装着的是某种具有破坏力的“好奇心”。

　　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个本足以使我改变对中国经济学家之印象的中国经济学家，“以身作则”地给我的“错误印象”增添了不少存在的正当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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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