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儿眼中的父辈精神

　　献给长征70周年

　　特约采写/方小宁

　　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艰苦卓绝地谱写了永恒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70年来，长征精神激

　　逝者如斯。当年走过长征的人们已经纷纷远去。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毛泽东的女儿李敏、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她们的讲述，透出在特殊环境中奋斗成长的人们所蕴蓄的特殊心声。

　　——编者

　　李敏:

　　父亲在儿女的生命中

　　“今天的孩子们也许想象不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革命者生存是怎样的困难，尤其是在遭受围追堵截、重兵压境时期，要面对的是牺牲、颠沛流离。在我前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有的不幸夭折、有的迫不得已送给了老乡。”李敏的讲述，一开始就让我们了解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悲壮。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生存

　　李敏是母亲怀着她一同走过雪山草地、一同走到长征胜利的。父母亲告诉她:1937年年初，是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把她接到这个世界来的。

　　李敏缓缓回忆:“当时，刘志丹牺牲不久，刘妈妈心都碎了！可她将巨大悲痛压在心底，为刚进陕北的红军忙前忙后，还热心地照顾着我母亲。我母亲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身体虚弱，脸色蜡黄。刘妈妈说，我生下来又瘦又小，睁开一双小眼睛看人，真叫人心痛。”邓颖超来看贺子珍和孩子，她怜爱地抱起细嫩的婴儿看着，疼惜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起名字的毛泽东听了，一锤定音说:“对，就叫娇娇！”那年，李敏的父亲毛泽东43岁，母亲贺子珍28岁。李敏说:父母亲相识于秋收起义前后，他们一同参加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一同完成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井冈山调查》等著作，一同经历五次反“围剿”战斗，一同走过被斯诺称为“伟大的业绩之一”的长征……在贵州，母亲贺子珍为掩护战友，被炸弹击中，遍体是伤，昏迷在血泊之中。一些领导想把伤重昏迷的母亲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父亲坚决不同意:“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二是安全不能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并马上派傅连璋医生主持抢救，母亲终于闯过了鬼门关。

　　不久，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中国革命进入新里程。离开保安那天，毛泽东抱着李敏欢欣地说:“我的娇娃，你赶上好时光嘞，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

　　寄养的“合作社娃娃”

　　1937年的夏秋之间，贺子珍离开了延安，辗转去了苏联。

　　自满月后就托给奶妈喂养的李敏，先是寄养在当地的农民家里，以后被送到了在合作社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那里照看，所以，有些老人们就叫她“合作社娃娃”。两岁多的时候，李敏进了延安的洛杉矶幼儿园。她至今还依稀记得:早晨会在幼儿园门口站着，看过往的牛马；傍晚也会在幼儿园门口站着，看黄昏中小鸟飞来扑去，一家子欢天喜地回巢。她说，比起寄养在人家家里，幼儿园有意思多了。

　　1940年末，毛泽东送李敏到苏联找母亲。她先后在莫尼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娃儿童院学习、生活。“其实，我的父母亲爱每一个孩子，只是他们对孩子的情感非同一般，先是革命之爱，后是亲子之爱。这不仅仅是我的父母亲，他们这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如此。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岁月里，不光我的父辈们在流血牺牲，我们孩子也同样在奉献。当时，孩子能平安出生、能活下来，是最重要的。至于哪天生日，父母亲是否都在身边，有没有新衣服、新被褥等等，都属身外之物，不在视野之内。”李敏说，她长大以后对父辈的牺牲精神都理解了。

　　我就是普通老百姓

　　1947年秋天，李敏随母亲返回中国，住在哈尔滨。其时，解放区到处可见毛泽东像。有一天，她问母亲:“岸青哥哥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贺子珍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后来，她提议李敏给父亲写封信。10岁出头的孩子用俄文写道——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极快地，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欢迎她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李敏至今还记得自己欢喜雀跃的心情。此后至1963年搬出中南海，她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4年。自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她先后在国防科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记者问李敏:父亲对她的教诲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她说:“我印象很深的是，1965年父亲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最初，我没悟出这话的深意。到我独立生活以后才明白:父亲非常担心干部子弟仗势欺人，他们容易凭着父母的地位忘乎所以，甚至妄视法律胡作非为，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导致我们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害国害民。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吗！小而言之，父亲是教育子女；大而言之，父亲是寄语全党。作为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今天的我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感到骄傲。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和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的家私。”不喜修饰，朴素整洁的李敏，言语明晰，神态安详，内里有一份脱俗的自如与自得。

　　任远征:

　　用长征精神惩治腐败

　　与长征胜利同年的任远征今年也70高寿了，却仍如赤子，率直、坦诚，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爹爹的鲜鱼汤

　　开门见山。任远征告诉记者:“我是1936年8月份在四川阿坝刚刚走进水草地时出生的，刚过一条大河。妈妈说，如果生在水里，产妇和婴儿都有被感染的危险。当时，二方面军有10000多人，四方面军有30000多人，都到了延安。这么多干部，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生的。我妈妈后来告诉我，那天是宿营时分了，走到了一个藏族老乡家的楼下，我妈妈没有力气爬上仅用一根木头做成的楼梯，只好在楼下的羊圈铺了张油布生下我。可到底那天是几号，我也不知道。长征途中很苦，没有吃的。我妈妈缺奶，饿的我‘哇哇’大叫。朱老总正好也在那儿，还夸我‘喊得蛮有气派！’我们管朱老总叫‘爹爹’，爹爹拿根铁丝做个钩去钓鱼，洗干净煮成汤，隔远就边跑着边对我妈妈喊:‘月婆子，月婆子，给你送汤来了。’因为有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我才活下来随父母到达延安。”

　　长征中，孩子生下来都送老乡收养，包括毛泽东的孩子。任远征后来问父亲，自己为什么没被送走。任弼时告诉她:这你得感谢你贺伯伯。原来，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出生后，要长征了，也准备把她送老乡收养，已经约好人家了。可是部队出发了，老乡却没来，只好先带着走，但好多天也找不到能收养的人。走了一段以后，大家舍不得丢了，就一直带上走了。这样，任远征也援例随队，在她之后，还有萧克的孩子。

　　消灭“飞机、坦克”的小战士

　　1946年她10岁时，正是转战陕北途中，暂驻王家湾。“那年不知怎么搞的，蚊子和臭虫特别多，咬得爸爸和伯伯们无法工作。我姐姐远志领着我点起蜡烛给毛伯伯、周伯伯他们烧臭虫、打蚊子。”

　　那会儿，每当夜幕初降，周恩来就朗声说:“孩子们，该去另一个战场，消灭飞机(蚊子)、坦克(臭虫)了。”毛泽东见到任远征也总乐呵呵地招呼道:“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因为小远征出生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爱称她为“长征时的老朋友”。

　　任远征说:“那时候小，很快乐，也没怎么觉得打仗残酷，枪炮声都听惯了。1947年，延安撤退时我把冬天要穿的棉袄也学大人样把棉花拉出来，做了衬衣。过五台山时冷得够呛，幸亏汽车里有块厚呢绒可以把我包上。

　　一件深刻的小事

　　在任远征的记忆中，父亲既慈祥又严格。有一次，延安负责发文具用品的陈同志见小远征总瞅着一种红色电光绒皮的小本子，知道孩子喜欢就给了她一本。小远征高兴地用手绢包好拿回家，却叫弟弟抢去了。父亲任弼时看见了小本子，严肃地问:本子是哪里来的？小远征说:不是我要的，是陈叔叔给的。父亲很严厉地命令:一定要送回去！这是领导同志用的，你不能因为我就搞特殊！

　　听从父命，任远征当即送回本子，但却委屈地哭得一脸眼泪鼻涕，父亲给她擦干净了。

　　1949年进京后，任远征先后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等，曾在七机部、钢铁研究院、气象局和中纪委工作。她说:“我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作时间比较长，办了一些案子。难在哪里呢，一个是贪污腐败都比较隐蔽，用各种手段；一个是他们有保护伞。隐蔽或手段倒不是主要问题，再隐蔽，我们也有办法突破，查清楚。但你办到半截，保护伞一来就不让你办下去，甚至会反咬你一口。有一次，我办一个案，被办的那个人后来举报我，说我仗着我爸爸来办他。我说，对了。我仗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精神，仗着长征的精神，我就敢办你们这些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的东西！而且，我没有任何的违法，所以我不怕，一办到底。压力多大啊！当然领导很支持我。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用长征般一往无前的钢铁意志，大智大勇地去铲除腐败。”

　　任远征认为:长征的精神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她说:我们现在也还有很多困难，不要想得像一朵花似的。改革开放也20多年了，很多东西需要好好总结。我想，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身体力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董良翚:

　　理想之光，薪火相传

　　董良翚是董必武的女儿。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国文联当领导。在记者面前，她先谈起了父亲的往事——

　　吃点“草料”，别无他求

　　董必武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晚清举人。1921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49岁的董必武以坚忍的意志，支撑着文弱的身体走完长征全程。他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草地，给大家作出了表率。

　　建国后，董必武成为国家领导人。老家的亲友特别祈望他能帮忙谋职、让孩子升学或购买紧缺拖拉机、钢铁等。董必武一律加以拒绝，他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领导国家，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去谋私利。”他还说:“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

　　董必武把自己比作“老牛”，吃点“草料”就好，数十年如一日，甘当人民公仆。

　　“我爸爸原来有两个爱好，听京戏和上琉璃厂逛旧书摊。可是每次出门警卫员、服务员好几个，他觉得挺麻烦也很辛苦，以后就都不去了，改在家里听收音机，翻旧书、买旧书的爱好就只好放淡了。”董良翚常常想念父亲，父亲的风范如深水静流长久地润泽着。

　　传承大家风范

　　董必武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并在国外留学多年，通晓英、日、俄等国语言，法学造诣更是精深。他要求子女做人要有规矩，“不要追求金钱、地位、享受，乖乖地给老百姓做点事情”。他的子女没有“因袭”他的国家领导人之位，却很好地传承了他的大家风范:正气、忠厚、勤俭、好学。事业方面，“父亲对我们从来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也没有限制我们必须向哪个领域发展”；爱情生活方面，“父亲让我们掌握好三点:第一是身体好；第二是爱国；第三对方自己要有事业和责任心。只要不当寄生虫，不一定非当什么家、什么师，即使当农民种粮食，也是作出了贡献。”1969年初，董必武把小儿子送到乡下务农。

　　董老退休后，几乎每年都会到广东走走，会会老战友和老同事。董良翚整理父亲的诗集时，看到有20余首与广东有关的诗。

　　最关键的是引导农民进行集约化生产

　　作为革命后代和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翚很关心百姓生活和老区建设。她说:“我对环境、资源、教育、医疗、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忧虑，担心政府提出的解决措施能否落到实处，能否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特别是老区。我觉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最关键的是引导农民进行集约化生产，这是个根本问题。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科学种田、机械化和市场开拓上帮助农民摆脱繁重的劳动和耕有所获，收入多了，农民才更有奔头。在这样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新农村，才是稳固的、繁荣的、具有竞争力的。现在很多农田没法科学化管理，农药、化肥随意地上，这对土地的破坏也很厉害。中国农业几千年的个体化，改革开放后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应该认识到走集约化生产才有出路，国家才好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有机会，董良翚就会到老区、到贫困的农户家去。有一次在甘肃，她看到一对年轻夫妇的困境，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丈夫也没法抽身出去工作，家庭的经济状况日渐积重难返。她说，长征时期也好，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作出了无以估量的贡献，帮助老区百姓脱贫是政府的责任，但一定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那些急功近利，为了显示政绩去搞的虚假项目，破坏性更大。我们的执政党，如果离开群众，寸步难行。

　　记者手记

　　纪念是一种追思，也是一种幸福。几位革命家后代不约而同地这样评价自己的父辈:他们的一生就是无私。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充满了他们整个一生。采访间，记者感到:父辈的精神已在他们身上发扬光大，凝聚成新的厚重的高纬度。

　　埃德加·斯诺当年在陕北采访4个月后，向世界报道长征:“无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三个从长征中走过来的孩子，如今都已年过花甲，她们对今天的幸福、对战争的残酷、对革命的艰苦，自然有不同于常人的体验和理解。

　　她们是开国元勋之后，但她们的一生却并没有受到什么荫护，更别说特权和腐败了。反而，她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优秀传统缺失、奢侈之风大涨饱含忧虑，对农民百姓深切关注……在她们每个人的身上你都能感受到那种到对国家、民族的浓厚的忧思之情。

　　我想，长征就像印在她们身上的胎记，这一生都涂抹不去；长征精神、父辈的言传身教，已深深地刻在她们的骨子里……

　　(本版老照片为受访者提供，新照片为方小宁拍摄)

　　图:

　　李敏和父亲毛泽东

　　李敏

　　任远征和父亲任弼时

　　任远征

　　董良翚与父亲董必武

　　董良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