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和“夜光杯”

　　◆贺小钢

　　想好要去看望季羡林先生，是去北京开作者座谈会的前夕。与季先生相约是在会后的那天下午。

　　因为季先生和夜光杯的文字缘分，他自然是这次新民晚报“夜光杯”和文汇报“笔会”创刊60周年“作者座谈会”邀请的嘉宾。因正在住院，已96岁高龄的季先生，当然是不可能到来的，但我还是寄去了我们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请柬。我很想请季先生为此写上几句他想说的话。

　　荣幸的是，已几乎不提笔的季先生，为“夜光杯”创刊60周年竟亲笔写下了贺信及贺词。他的秘书杨锐传手稿过来时，心疼地说：“由于眼病，季先生视力极其微弱，但他今天坚持要自己摸着写，他有这份心。”那是10月16日，我在万分感动中，有些酸楚。

　　我是17日晚上飞往北京的。10月18日上午9点，开会了。两报同人，和与会的京城文化贤达50多人共叙一堂，会上发言踊跃，气氛祥瑞，季先生的贺信当场宣读了，贺信和新闻也赶发在当天的《新民晚报》上。

　　贺信里有这样几句话：“以报格而言，我认为夜光杯应该是头名状元。第一，它通俗而不流俗。第二，它总是讲真话不吹牛拍马，不阿谀奉承。……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在不知不觉中流入读者心中，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也可以用让人容易懂的文句表达出来。”

　　文字缘算是结定了

　　季先生与“夜光杯”的文字缘，从他10年前应允我给“夜光杯“写专栏时开始的。

　　季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对学术文化的贡献名满天下，他的散文也已臻返朴归真之境。许多年前，我读到他的散文时，感觉很是奇妙。他学识渊博，文章却平白如话，真情流露中智慧闪烁。他经历丰富，善良似佛，有无处不在的幽默和调侃，表现出对人生世事的洞察。饱受感染的我，太想让这样的文字，登在“夜光杯”上来感染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因此聪明、深厚起来，更有向善之心。终于，我和季先生有了通信的往来。季先生到过世界几十个国家，跨越的社会时代繁复，要是季先生能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触，写成千字短文，给我编到版面那该多好！

　　我感到这也许是奢望。意外地，我的建议竟得到了季先生的认可。不多时，“夜光杯”的版面开出了季先生的个人专栏“人生漫谈”，从此陆续刊出季先生的文章。读者的反映非常热烈，多是钦佩赞叹：“这样一个大学问家，能写出那样好的感人短文，太令人赞叹了。”“他悠悠道来的文字含义，把读者吸引住了。”“文字中，更有季羡林先生的人格魅力。”等等等等。

　　季先生在一本书里有一段文字：“我写的东西，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理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喜欢“夜光杯”。

　　和季先生的相识相知先是在信中。通信之后的第三年，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城最好的季节，我去他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家拜访，从此，我们就成了忘年的挚友。“人生漫谈”足足延续了五年。期间，每次收到稿件，发现都页面干净，字迹灵秀。我经常地会好奇的想，这是经过誊抄的，还就是原始的稿子呢？我一直没有问。通过多年的笔墨来往和这次的交谈印证，可以断定他的思索可以有序地流到纸上，文章也就是这样一气呵成了。

　　2000年的1月，季先生的专栏还在继续，天津百花出版社就约了书稿出版了。样书刚到，季先生就急切地先寄送了我一本，并在其环衬白页上，写下了不少字，字粒小小的，其中一句印象甚深，他说：“他们仓惶加印，可见此书是有读者的。这都是你我三年来忠诚合作的结果。”他这么谦虚，不惜对我这个“专栏”编者加以肯定，也映衬出这位大学者的胸襟和关爱。又读到书中的长序，他把往事一一记下，包括当时闹的“笑话”，我到今天读了还能笑出声来。季先生结论似地写道：自那次见面以后，“我同《新民晚报》‘夜光杯’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我同小钢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只要我还能拿得起笔，只要脑筋还患不了痴呆症，我将会一如既往写下去的。”

　　季先生那时为“夜光杯”写专栏，很勤快，在他不时住院后，就只能渐断渐续了。他的视力在下降，那时我还曾想请季先生另开一个专栏，叫“病中杂记”的，但没有坚持，实在不忍他住院也不安宁。后来偶尔从他当时的助手李老师那里知晓，在医院里，季先生还是间断地给我写过一些稿的，是可以作“病中杂记”的。但是，觉得不够理想，就没有寄给我。我真是感动不已。

　　此次见季先生，问他好吗?他马上说：“眼睛不好、腿不好，脑子不糊涂还好用！”便轻呵呵地笑，我也笑了。季先生反应这么快捷，不妨做一个口述版的“病中杂记”？一个新的想法突然酿起。当年，季先生答应写专栏后，是曾经犹豫过的：“俗话说：扬长避短。我在这里却偏偏扬短避长。这是我自投罗网，奈之何哉！”要是这回提了“病中杂记”之事，他会再次“奈之何哉”吗？“人生漫谈”是很获成功的，相信“病中杂记”也会成功。对“人生漫谈”，读者来信很多，转载的报刊也很多，甚至到了一些偏僻地区。至于“病中杂记”，更可以随心所欲了。谈天说地，片言只语，皆成文章，读者需要自己尊敬长者的真言睿语。但是，这次，我犹豫了。

　　本来，这次去看季先生，就只念着久别的老朋友可以重逢。问候、叙旧、谈友，聊生活聊时事可以自由自在。

　　你是受欢迎的人

　　10月19日，准备去看季先生时，赶在午休前，给杨锐打了电话，说我想下午去看季先生，她马上说好的。我知道季先生每天午睡到3点起床。杨锐说：“就约3点半吧。”我怕万一迟到，想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却忘了客随主便的礼貌，竟说：“3点半至4点之间好吗？”杨锐即刻说可以的。

　　我匆匆和好友在路边的一家现代明快的西餐小店，吃了“午点”，就早早地前往301医院了。“西院”在301大院子外面的另一个围墙里。随着卫兵的指点，我向马路对面的大铁门走去，一看，这里就对了。季先生是国宝，政府应该给予特殊的医疗保健。

　　那个大铁门敞开着，两边都有士兵站岗。我快步上前，说，“我是来探望季羡林先生的。”那个站在高处的卫兵，他的面前有一个小方形高台，台上有一本册子，他下意识地翻动了一下，问我：“你有探访卡吗？或者通行证？”我愣了一下，“我没有的。”“那不能进，而且今天不是探视的日子。”他看我疑惑不解，就叫我到旁边的传达室去问一下，如果传达室能出访客单，就可以考虑的。我进了传达室的外层，对着像医院以前挂号一样的小窗口，又说：“我是来探望季羡林先生的。”穿白大褂的女士同样说：“不行。”

　　这时，我顾不了打搅，就给杨锐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到大门外。杨锐急忙跟我说：“我中午特地下楼向传达室关照过，并留下了你的名字。你只要说出你的姓名，是来探望季先生的就可以了。再用你的身份证件作个登记。”我再回到小窗口前，一切变得很顺利，女士边写访客单，边自己言语，我们是一点岔子也不能出的。我拿到了访客单，看似一张简单普通的那种格式，我已知道它的特殊份量。将单子递到刚才的卫兵手中，他看了，且略带怀疑的神色说：“是传达室开给你的吗？”“是啊！”他有点木木点了头，让我走进了这神秘的“西院”。此时，我已略感到自己是一个“特例”。

　　按着杨锐在电话中提示的路线，我到了一幢大楼的门前。那里，又有两个卫兵站岗，其中一个接过单子，另一个已说出：“不久前刚接到‘通知’，没有上面某领导签字，是不让探望季羡林先生的。”我说：“我已有访客单了。”他们说：“但没有‘签字’。”我又愣了，忙说：“我已经和季先生联络好了，我是外地来的。”卫兵认真而同情地说：“有规定，没办法。”这时，一个卫兵接了个电话，瞬间我就被放行了。我想一定是杨锐的电话。进了大楼，右侧有一个转角的低桌台，也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士，靠右边还有一架安检传送带。近处也有卫兵。女士看了我的单子，“嗯？”了一声：“我得打个电话，有‘通知’呀。”她对着电话问询“签字”的问题即挂上了电话，她客气地说：“你可以进去了。”但不忘关照我，上了楼，若一时没找到房间，就问服务台的护士，不要到处张望，我会意地点头致意。过了三四道关，释放的微笑驼着我轻快地上了电梯。

　　走到病房门边，正听到杨锐在说，应该已经上来了，快到了。看到房间中央坐着的季先生，我几个大步，上前去，问候着季先生。季先生的座前有一个乳白色的长桌，他端端正正地坐着，手放在桌子上面，头稍仰起，对着我，好像想努力地看清我。我走到桌前，这时，季先生也已慢慢抬高双臂伸出双手，我兴奋地握住了他的手。按杨锐的示意，我从季先生的面前移到了他的左边椅子上，坐下，但握住的手仍没有松开。我告诉季先生：“刚才一路进来，每个岗哨都说有新‘通知’，您更被保护起来了。”我又说：“我有您的特殊关照，真幸运。”季先生对上面的规定没说好坏，但他的头足足转过90度来，还稍欠过身体面对着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我竟然做了一个快乐的怪脸来表示自己的谢意。

　　像看到朋友一样

　　我们的谈话，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回想起来，季先生的话，都很有意思。

　　我自然说到了昨天的会议，告诉他，他的贺信读后，当天全文就刊登在“要闻”版上，并做了“本报北京今日电”的新闻。由于他对“夜光杯”创刊60周年的道贺，给会议添了光彩，“夜光杯”也会得到更多读者更多的关注。

　　季先生很郑重地点头，加强语气说：“夜光杯有格调，夜光杯登过很多有份量的文章，讲真话，60年的坚持不容易！”他竖起大拇指——“副刊的头名状元。”

　　回到《新民晚报》赶做当天新闻的话题，季先生说：“对于科学发明来说，国家一定就会连夜召开讨论会，立刻发布新闻。哪个国家也都会那么做的。如果你不即时把消息发布出去，相同的发明，别人别国先发布了，你就不是发明者了，是别人。你也就不是第一了。”

　　我接着告诉季先生，我的另一位忘年交吴冠中先生也来参加会议了，在会上还作了发言。季先生开始听错了，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说清楚，就又靠近他的耳朵说了一遍。季先生这时纠正我的发音：“吴冠中。”还把“冠”字读的第四声有意读重一些些，而我把“冠”错读成平声了。“噢，吴冠中呀，他画好文章好！他的文章真好！！”我听了也高兴地说：“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他的。我也很有同感，吴先生写文章画画和一般人的思维很不同，他的画可以那么的丰富，他文章也写得真是好看。”我还告诉季先生说：“吴先生也应我的约稿，在我们“夜光杯”上写过专栏，叫《美丑缘》。和我交谈中，吴先生有时会说：‘我的文章总会带点刺的。’”季先生很认同地紧接着说：“他敢讲话！”“他——”季先生好像在计算着吴先生的年龄，我说：“87岁。”季先生马上接口：“比我小很多岁呢。”

　　又说到了范敬宜先生、王蒙先生，也在会上发言，还有黄宗江先生。他听着连连地应着声，像看到朋友一样，神情专注：“噢，范敬宜。”“噢，王蒙。”若有所思间，停顿了一下，也许想说点什么，却被提到的黄宗江的名字打断了。他一听：“噢，黄宗江，他是黄宗英的弟弟。”我说：“不是，是二哥。”他迅速地反应：“不是，‘二哥’是冯亦代。”我笑着：“对的，对了，应该说黄宗江是黄宗英的第二个哥哥。”后来发现，我也把黄宗江错说小了，他其实是大哥。我们都笑了。

　　我又告诉季先生，黄苗子、郁风两位《新民报》的真真正正的前辈，因正巧有事情，是稍晚些赶到的。他们一人拄着一根拐杖，风度翩翩地走入席位，一发言就是活报史，听来很有趣味。其实在1944年重庆时期的《新民报》，郁风大姐就开始编副刊，后来交给了吴祖光先生编。当年毛润之的诗词《沁园春·雪》，是先转到郁风那里，郁风又交给吴祖光发表的。当时，毛润之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当大家知道了毛润之就是毛泽东，一时非常轰动，也够危险的。黄苗子先生也曾和《新民报》有关，他当过《新民报》的副总经理。季先生很认真地听了这些，说：“可惜那时我正在德国留学，重庆的事情不太清楚，不巧，不在国内呀。”

　　吃了70年安眠药

　　“那时在德国留学——”一提到1944年，季先生想到了他在德国的日子。我说：“在您的《留德十年》里，读到了您的德国经历。”在那个十年，“大炮代替了黄油”。但在哥廷根这个小城里，也还是有季先生“山中逸趣”，那个“山林”就是世外桃源。他曾经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决不会只有痛苦，这就是我悟出的禅机。”在哥廷根大学，他仍然有幸得到过一些非常出色的教授指导。季先生在那里学习了梵文、巴利文等等，最后还学习了吐火罗文，研究与学业圆满完成，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则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季先生说：“那时搞研究，睡不好，就买安眠药吃，一吃就睡好了。”他不无风趣地说：“在德国不像我们现在这里，安眠药要控制，那里不怕人自杀。我就可以自由买自由吃，解决了睡眠问题。”他又说：“那时呀，我们这里封建主义，没有安眠药，结果自杀要么用绫带上吊噎死（他还调皮地用双手做了一个向上的动作），多难受。要么跳进水里闷死，也难受。人家资本主义有安眠药，就舒服了。”我被季先生的幽默逗乐了：“是呀，资本主义那么早就想周到了。”季先生又补充了一句：“这就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了一大步。”

　　我问季先生：“现在您的睡眠好吗？”他说：“还是安眠药，每天吃了，每天睡好。睡好了，精神就好了。”“会有副作用吗？不会失灵吗？”季先生回答：“不会！我吃了70年了。所以，我常常告诫医生，当你的病人受失眠之苦时，就放心让他吃安眠药。”“原来这样，”我说，“若遇到受失眠折磨的人，我一定要告诫一下的是——‘安眠药’。”彼此又笑了。

　　我又不去“马拉松”

　　我对季先生说：“都八年没有来看您了，不过，近两年，在电视里看到您坐在病房里的镜头，觉得距离很近，好像您能够随便就走出来。看您的精神挺好的。”季先生说：“你也看到了？”正走过来的杨锐说：“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也说：“是这样的，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大家还是习惯看的，再关心时事一点，也同时会看看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季先生不无调侃地说：“别人看到了，一定会认为我不务正业了。”我笑出了声，季先生也在笑，仍然是微微的笑。

　　这些年，除了给季先生写信，也常会和季先生的助手李老师通通电话。李老师听到我的声音，任何时候都会明显地高兴起来，说先生这先生那的，先生精神挺好的，等等。我听了就放心了。李老师真是把先生的朋友当朋友的。现在李老师病重，这么多年，李老师都在季先生身边的。我没向季先生提这些，担心引得季先生伤感。

　　很想仔细看看季先生的病房，是想把它印在脑中，可以牵挂时用用，但觉得大肆环顾四周不太合适，也觉得时间少，多说点话是最重要的。大概的房间样式，在目光周围已感觉到了，有点家居的氛围。一个大面积的房间，有相对两个区域，但中间只有一点隔离，基本是开放式的。

　　起居的区域偏大一点，靠近进门的部分。它的一面墙，有两个书架，放满书的前沿，有一些小装饰，一瞥中，看到两个雕刻的木头人。书架前面，抛空放了一张单人床，床头有一个写字台，像个大床头柜。季先生座位后的墙面上，有一幅用红色艺术纸写的“寿”字，两边配有对联，很喜气。季先生座椅的对面，放着一个大鱼缸，里面有两条大鱼在游动，一红一黑，分量大约有斤重，活力有余。我觉得鱼缸位置放得好，问季先生：“能看到对面的那两条大鱼吗？”他说：“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在动。”我有点安慰，若是这鱼儿的游动，能够对提升季先生视力有点作用，那就好了。另一个区域，靠近里面的大玻璃窗。那边像个阳光屋，也有点像个资料间。

　　我又试探着问：“还能在房间里稍微地走动吗？”季先生说：“也不行，本想锻炼的，却会很艰难，也没什么希望。再说我又不去参加马拉松，所以就放弃了。”说得很主动，很坦然，很平静。我们不断说着话，我也尽量接近季先生的耳朵，发现季先生俨然一副福相的大耳朵。还有，96高龄还有几颗牙，它们是身体健康的一方要员，大概还可以在中秋之日，吃他喜欢的那种可以有点嚼头的月饼。喜欢最老派的那种百果类月饼，这也曾是李老师透露给我的。

　　季先生说自己已96岁了，我突然满脑子想到比季先生还年长的老人。我说：“现在九十几岁的人多啦，100岁以上的也不太少了。”我说给季先生听的是，我有一位熟人的外婆，今年106岁了，在她103岁时不小心摔了一跤，不久后竟然痊愈了。季先生也跟着为我补充了几位，他说了雷洁琼、周有光……还有几个名字，我没听得准。

　　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

　　说着话，我一直握着季先生的手。知道这样极其绵绵软的手心，是一位长者，已脱离了尘间杂物的手，他总是坐着，不再有任何的四肢之劳。但仍然劳心的季先生，坚持每天听读许多文字，有新闻、有文章，关心着社稷民生。李老师还曾说：“夜光杯上的文章，先生是比较熟悉的。先生常常是先让我念标题和作者的名字，然后选择好作者名字和标题，让读内容，不拘大小人物的文章。有时会对版面和文章与我议论议论。”

　　李老师跟随季先生多年，她是季先生朋友的最好的联络人。到后来，无论老幼，大家都叫她李老师，好像她的名字被大家收藏起来了。季先生在学术、研究、创作、社会活动繁忙时，李老师是他的”代言人“。季先生听觉逐渐不便，李老师更是他的“代言人”了。

　　转眼一想，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消息即在夜间传来，报社开始策划第二天做一个文化人说巴金的特刊。我是副刊编辑，但领导要我为此配合新闻版组一些文字。于是我联络了季羡林、黄宗英等。要约季先生短文我是担心的，怕打扰了平静。但想，好在有李老师，什么事情先与她商量着，就安心了，也会有主意。虽然李老师说过，再晚打电话也没关系的。可我还是忍到第二天，一早8点钟，就找李老师了。把情况说明后，李老师也有点犹豫，于是我们先约定，还是暂时先不把这不幸的消息说出来。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李老师打电话找我了，说：“刚才，你和我打电话时，竟让先生听到了一点。他问我，我就把原委全盘托出了。先生的心情很沉重，在床上坐了很久，也不说话，后来就自己默默地写起来了，他的眼睛很不好，我想帮他记，他也不要。我想先告诉你一声。”李老师有些激动：“先生现在知道了也好。”又确认了一下报纸中午截稿的时间。

　　季先生写得很快，不到一小时，稿件就已传过来了。这次和杨锐说起，原来去医院取稿，又奔走出去帮助传稿的是她。在2005年10月18日刊发的那篇文字里，季先生写了一个情节：“论资排辈，巴老是我的师辈，同我的老师郑振铎是一辈人。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认识了他本人。当时，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穷学生。然而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多言多语，给人一个老实巴交的印象。这更引起了我的敬重。”最后他还写道：“巴老！你永远永远地走了。你的作品和人格都会永远永远地留下来，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这就是95岁的季羡林。”

　　真是无奈！就在一个多月前，李老师高血压突发，病得很重。我与杨锐说很想去看看李老师，知道她也在301医院里。杨锐说：“是的，在另一个病区。不过现在李老师的状况很不好，不让人去看。”接着她又说：“李老师几乎没有记忆了，现在正在设法训练恢复她的记忆力。奇迹般的是，我告诉她贺小钢要来了，问她：‘贺小钢是谁知道呀？’她答：‘知道。’又问：‘那她是哪里的呢？’她答：‘是做报纸的。’再问：‘是哪个报纸呢？’她答：‘是新民晚报。’再问：‘是新民晚报哪个部门呢？’她答：‘是夜光杯。’”杨锐有点激动，说：“她别的都不记得了，而这个过程记得却是这么完整，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拼命夸她。”我听到最后，心已沸腾。这也说明李老师因为季先生而对“夜光杯”的记挂有多么深。

　　代替李老师的是年轻的杨锐。杨锐和李老师很像的是，也同样的对季先生爱护备至。她也告诉我：“给季先生读你的信，包括读了你寄来的他写在“夜光杯”上的文章篇目。当我读到第97篇时，季先生惊呼了一声：‘原来写了这么多了！’我开玩笑说：‘再写三篇就一百篇了。’”

　　散文就是真情实感

　　在病房里，和季先生不知不觉谈到了散文。他说：“有人说英国是世界散文大国，我看中国才是世界散文大国呢！看看中国古代的散文名篇，那么浩大，就可以证明了。”季先生有点激情地说：“我一辈子做考据。但常常有写散文的冲动，就是想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散文的关键就是写出真情实感。”我看着季先生，使劲向他点头。

　　季先生忽然问我，有没有他的那本“感悟”？我说没有。他就叫杨锐去拿。杨锐拿来新出版的这本《我的人生感悟》。季先生又要拿笔。杨锐知道季先生要签名，就帮着翻到了书的扉页，季先生握着大头的钢笔，写下“小钢”两字后说：“我称你‘小友’。”又写了“小友指正”。签好名，也不忘问清日期。季先生指着这本书说：“都成‘畅销书’了，已印到2万多。”杨锐对我说，很多文章发表在“夜光杯”的。季先生又说：“这个数目不容易啊！”自己先笑了。

　　顺着这本书的话题，我对季先生说：“我一直在编的“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系列，想做您一本书，完整收编您在“夜光杯”的专栏文章。”季先生即刻就答应了。我问具体怎样编好些？他说：“按你的意思就可以。”他风趣地说：“书名可起《季羡林与夜光杯》。季羡林有了，夜光杯也有了。”我觉得很不错，也又一次感觉到季先生对“夜光杯”的偏爱。

　　交谈稍过一个小时的时候，我有点不安了，问：“季先生，你累吗？”他说有一点点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挺腰而坐，谈兴很浓。这时杨锐正坐到对面的椅子上，望着我们，我问杨锐：“季先生会累吧？”杨锐没有催我，还稍稍放纵地说：“可能有点累，但他今天特别的高兴，平时访客都在30分钟以内，你是‘特例’了。”是呀，不太会说话的我，今天说了不少的话；而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季先生，对我这个编辑，也说了不少的话，这大概就是有缘吧。季先生仍然没有在意时间，又说起，他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去上海了，外滩怎么样了？还有现在的浦东是否发展很好了？

　　我很想详细描述给季先生听我经历的——外滩的变化，浦东的变化，但只能够三言两语了，否则，这一话题又将展开。这时有护士走进来，像是来照料季先生吃晚饭的。已经5点多钟了，谈话都一个多小时了。

　　以后不来医院去家里

　　要马上走了。走时，我拿出带来的一只壶，告诉季先生，这是刻有“夜光杯创刊60周年纪念”的紫砂壶，把壶底朝上，想让季先生看到底上的印章。季先生摸着壶说，做壶的泥是宜兴的。我边说是的，边又拿出自己送给季先生的今春的绿茶，季先生看了看茶叶罐头，我说是江南的明前茶。

　　有点依依不舍，我跟季先生说，以后我要一年半载的来看您。他说：“好的，以后不来医院了，去家里。”季先生想家了。我也不禁回想起在燕南园的季先生的寓所。也是1998年的那个秋天，我去拜访季先生。第一次见面，由于我的名字和性别的差异，让季先生和李老师先是吃惊，后来大笑不已。我记得李老师想想就笑，我也一起笑起来。季先生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序文里曾写道：“贺小钢一定是一位身高丈二的……我们原来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却是一位妙龄靓女。”见此情景，那天也在场的北师大老师提议，给我和季先生拍张合影纪念纪念。记得那天，季先生从里面房间走出来，好像穿着一双舒服的布鞋。他的面容很善，说话温和，让我有亲近感，愿意去接近这样的长者，感受一位淡泊、超然、脱俗的智者的风范。

　　这次杨锐帮我和季先生又拍了一张合影。我也给季先生一个人拍了一张。拍了照片，急着收起相机，心想着时间啊时间！由于匆匆，没有多拍几张，这一张季先生的照片，只是没有抓住他最佳的表情。我和季先生握手道别了，一步一回头地退到了门外。看到季先生慢慢转动身体的方向，向我挥着手，我也在向他不断挥手，我快到门口时，大概季先生看到我的人影变小了吧，我发现他向我挥的手，又举高了一点，还挥着，直到我看不见了。

　　我竟想，要是家里有这样一位长者，该多好。当你回去时，他总是坐着，像一道风景，迎接你回来，你可以随时与他说说外面的事情，说说任何想要说的话，他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智慧给你回应，让你充实向上……

　　1980年，季羡林先生访问西德，见到了恩师——Waldscnmidt

　　1936年，季羡林先生（右一）与德国同学合影

　　今年10月19日，摄于北京301医院“西院”病房，季羡林先生96岁高龄

　　季羡林先生新书《我的人生感悟》封面

　　季羡林先生给“夜光杯”写专栏时的文章手稿，这是第一篇文章“小引”的首页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时

　　1958年季羡林先生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

　　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庆祝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