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贵族”应敢于返身农村搞建设

　　◆王家苑

　　中国过去的商人，回乡不从事家乡的经济开发，只是造豪宅、建庙宇。

　　现在就看城里的“新贵族”有无远见和魄力，能返乡带头搞建设。

　　今天说起新农村建设，这个“新”字有许多意思，其中之一，便是今天的农村建设，不能不考虑它处在什么样的新形势和新条件之下，例如市场经济的条件，城市化的外部环境，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等等。

　　在市场经济中能否获取更多的份额，是今天规划农村发展的中心枢纽。离开了这一条，农民富不起来。但农村不能盲目模仿城市，农村有农村的优势，必须立足于本地区资源的优势，大力开发在市场上能获取最大边际收益的特色经济。前不久我去婺源考察，婺源是一个“八山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家园”的地方，比起单纯靠粮食生产为主的平原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因为这个“八分山”，过去是穷的根源，在今天的市场供求上，却变成了致富的优势。山产，例如绿茶、木材、竹材、菇类、山珍、中草药等等，是城市需要却又必须外求于人的商品，在国外市场上也有销路，价格不菲。

　　市场经济盛衰无定、转瞬即变。现在让农民吃亏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实体，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规划开发、深度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都掌握在别人手里。新农村发展的主体是谁？中央文件说得明白，是农民。但这个“农民”，应该是复数意义上的“农民”，拥有经济自主权的群体农民。个体农民无法占领市场，只能受市场“霸权”的宰割，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从县、乡政府至“村民自治”组织，是从属于行政管理范畴的，不可能承当。政治上的考量盘算与经济上的自主经营，动力机制不一样，政治权力不应该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并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从道理上说，应该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有自愿联合经营的权利，能依据自己的利益追求，自主地掌握生产、经营、销售等各种环节，最终确保自己的利益。但当下乡村农民，缺乏与市场化适应的必备知识、信息以及管理技能。日本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搞得很成功，这是因为村社具有自主的历史传统，它是可以与政府合法对话谈判，能有效维护村社农民产权的“实体”，而这种“实体”在中国北宋就消失了。像法国，它是由进城后致富的“旧贵族”(实际已经转化为“新贵族”)，返乡搞“农业革命”，用自己在城里积聚起来的资本与知识，充当农村发展经济的“头”，带头掀起“农业革命”。在中国明清时代，类似的这种人也有，就是“徽商”。可惜那时的徽商，回乡不从事家乡经济的开发，只是造豪宅、盖书院、建庙宇。

　　现在就看城市里手握大量资本的人，特别是原来有农村背景的城里人，有没有远见与魄力，敢于返身农村搞建设。但要着重强调一点，他们首先必须从经济考量与心理需求各方面都能“转换”为农民的立场，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带头人物，与众多农民结成利益与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通过合理的“契约”关系组成的，参与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有应得的权益(例如股份制那样)，并且得到共同体规则的严格保障。共同体的“头”，其权力不是无限的，有规则约束，能让成员通过合法的形式决定奖惩取舍，共同体有权罢免不称职的管理阶层。如果让这种按现代经济规则构成的农民经济共同体，参与到整个市场竞争中去，拥有在市场上自主博弈价格的权益，学会在市场里谋求农民最大边际利益的本领，新农村的发展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