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完美的制度中努力就是收获

　　对话检察官

　　如今在美国社会，“安然”彷佛成了上市公司欺诈行为的代名词。“安然案”的发生让美国的经济法制秩序遭受了重大的创伤，并直接导致了旨在重新恢复投资者信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而对于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来说，这将是令他们职业生涯永远值得自豪的履历。10月23日，“安然案”在美国尘埃落定。仅仅4天之后，两位检察官来到北

　　本报记者 张大维

　　给美国社会留下巨大创伤的安然公司财务欺诈案，随着近日美国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西姆·莱克的一锤定音而尘埃落定。当人们还在法锤的余音中回味这一历时5年，在美国刑事司法史上留下厚重一笔的案例时，“安然案”的两位特别检察官———约翰·休斯顿和罗伯·亚金斯却不期而至，从大洋彼岸来到了深秋的北京。10月27日，本报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听二人细述亲历“安然案”调查和公诉的点点滴滴。

　　“污点证人”的“情景证据”

　　记者：本月23日，美国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判决，安然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被判入狱24年，从而成为“安然案”中最后一位获刑者。但是，此案中追究安然公司前董事长肯尼斯·莱和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的刑事责任并非易事。从“安然丑闻”发案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5年。在长达5年的调查取证和起诉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约翰·休斯顿：我们要指控这两人犯有欺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欺诈罪的定性需要证明被告是主观故意的，证明这一点比较难。起初安然公司上下几乎没有人愿意与我们合作。在调查中我们也没有发现所谓“白纸黑字”的直接证据。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从公司中最无关紧要的人着手，说服他们与政府合作。我们争取了许多“污点证人”，美国司法制度允许这种作法。他们在认罪的前提下与司法机关合作，同时也可以获得减刑。依靠这些“污点证人”，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投入了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最后追查到了公司的最高管理层。

　　其次，在公诉过程中，虽然我们掌握了许多烦琐的文件，但在陪审团面前，仅仅依靠这些文件很难清楚简便地证明最高层的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证人的证词。让证人讲述所见所闻，通过这些“情景证据”让陪审团相信安然高层犯下了罪行。当然，这些证人本身是“污点证人”，在陪审团面前可信度首先就降低了，这也是当时面临的困难。

　　罗伯·亚金斯：还有一个挑战是案情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财务文件。对于这些物证，我们必须在陪审团面前用非常简明易懂的语言进行说明，证明被告确实发布了虚假信息来误导投资者，因此在庭审中我们不能过多地剖析交易细节，这是非常困难的。

　　舆论不会影响我们

　　记者：有报道称，安然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一直坚持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是媒体和疲软无力的市场联合起来谋害了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基林在接受法庭审判前已接受了舆论的审判。那么，你们在办案时也会面临舆论压力，这种压力对检控的公正性有没有影响？

　　罗伯·亚金斯：在美国，司法是不应也不能受外界干预和影响的。在案件调查和起诉中，我们不会与无关人员讨论案情。避免外界干扰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的职业注重证据。在美国，不管是法官还是陪审团的决定都不受公众观点的影响，并且美国也有相应措施。比如，法官往往在审案中要求陪审团不要去看报，看电视，不要与局外人讨论案件等等。当然我们的制度并不是非常完美的，但我们会这样做。

　　约翰·休斯顿：在“安然丑闻”披露初期，美国公众感到了不安。后来安然公司宣告破产，公众就显得没有更多耐心了。但作为检察官，我们知道调查和起诉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来搜集证据，为诉讼作充分准备。当最后进入诉讼程序时，公众还是比较满意的。其实对于检察官来说，公众的观点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有公司都得适应新法律

　　记者：安然公司的破产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短时间内推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部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自罗斯福时代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矛头专指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该法案似乎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而对于企业而言，透明度增加的同时，运营成本也增加了。两位检察官能否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该法案作出评价吗？

　　约翰·休斯顿：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严厉的法案。“安然案”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咎于当时这种法律的缺失。该法案特别强化了公司治理结构并明确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责任，并且大幅增强了公司的财务披露义务。另外，法案对公司高管作了更严格的规定，高管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提供不实财务报告可能被处以10年或20年监禁。在“安然案”中，两个主要高管都推卸责任，称他们不知情，而现在法案要求高层管理者必须承担法律义务。

　　当然我承认，公司在加强内控的同时可能增加运营成本。但所有公司都得适应新法律。另外，该法案有效地预防了欺诈，是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

　　商业案件引入刑事惩罚

　　记者：如今“安然案”可以说在法律上画上了句号。如何看待这一案件在美国刑事司法历史上的作用？

　　罗伯·亚金斯：检察官有两个重要职责，一是使犯罪人员受到应有的惩罚，二是积极地预防犯罪发生。“安然案”的公诉与判决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12名陪审团成员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杰弗里·斯基林已被判处24年监禁。这一结局起到了非常好的警示作用，并且传达出有益的警示信息。我相信，由于“安然案”范例的存在，美国有限的司法人力资源今后不至于更多地投入到类似的案件当中。“安然案”之前，美国公司欺诈案件中的涉案人很少被追究刑事责任。相信今后商业案件将会更多地引入刑事惩罚。

　　后记

　　在采访中，约翰·休斯顿和罗伯·亚金斯都表示能够代表美国政府对“安然案”进行调查起诉是一种荣誉，用他们的话来说，“在案件审结时，觉得就像实现了一个梦想一样。”为这个案子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在谈到个人最大的收获时，他们表示他们的努力使受害者———普通的也是最广大的美国百姓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在一个并不完美的制度中，如果努力了就是收获”。据悉。约翰·休斯顿将暂时离开检察官岗位，转行做律师，而罗伯·亚金斯则回到了南加州继续当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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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