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鹅”飞起来　霍英东病倒了

　　“白天鹅”飞起来霍英东病倒了

　　多年来霍英东投身家乡建设，捐资修桥修路和发展教育医疗事业造福南粤

　　霍英东传奇1923－2006

　　潺潺的“故乡水”、悠闲自在的锦鲤、南来北往的客人、彬彬有礼的服务员……昨日的白天鹅宾馆和往常一样繁忙而有序。霍英东创建的这个中国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级酒店，正以自己的方式怀念他。

　　投资“白天鹅”不抱功利心

　　别来此处最萦牵！白天鹅酒店是霍英东生前非常牵挂的一个地方。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哲学文化所副所长雷铎和霍英东交往了十多年，打交道近十次，其中有两次就是为了揭开“白天鹅”背后的秘密而见面长谈。

　　雷铎告诉记者，他透过“白天鹅”揣摩着霍老“上善若水”的处世原则。“白天鹅”依水而建，位于沙面小岛，就这个选点问题，他专门问了霍英东。霍英东说，“对我来说，赚钱不是困难的事，我下面的十几家公司，没有一家是赔钱的。要盖一家赚钱的宾馆容易，要建造一座政治上有大影响的宾馆就很难。如果单纯想赚钱，就把宾馆建在离飞机场火车站最近的市区，但你想:各国的嘉宾每到一个国家，都希望住在最有这个国家地理和文化特点的酒店，而人家一下飞机，你就把他们请到闹哄哄的“石屎森林”的闹市区住下来，能感受到多少中华文化和广州风光？所以宾馆要有大的影响，选在哪里建，是个大学问。”

　　“霍先生承认，他对“白天鹅”项目不抱功利心，只出于爱国爱乡的一点本心。”雷铎告诉记者，1967年7月，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在广州约见了霍英东，谈国家在全国四大城市建立八大涉外宾馆，要他带个头，合资在北京或广州建立一家有1000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

　　霍英东考虑到自己对酒店业不是很熟，就提出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因为广州很需要新建高级酒店，他便选了广州而未选择北京。

　　后来霍英东听说广东省的不少领导都认为捐赠这个形式不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来国内投资的，霍英东带头捐赠，会让人以为共产党开放是为了“要钱”，所以最后还是坚持合资或合作。

　　“白天鹅”的经营不能失败

　　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和采购、自己经营管理的“三自方针”，是当年霍英东筹建“白天鹅”时提出的。到底是爱国还是迫于无奈？雷铎也曾经和霍英东讨论过这个问题，霍英东坦承，这其中有爱国的因素，也有实际的考虑。

　　“在当时条件下，下‘三自’决心的确是冒风险的。”霍英东举了当时的几个例子:在香港，厨房用的食品全是半成品，厨房面积占餐厅1/3就可以了；但国内买猪肉是整只猪送来，一切东西自备，因此厨房和餐厅要对半开；停车场要考虑2000多人上下班的自行车，要一个很大的单车棚来放；当时有的部门还提出要在顶楼安放防空的高射炮……所有这些，外国的设计师不能理解，所以要请中国自己的设计师。

　　“还有投资的问题。我投了5000万港元，彭国珍投了1250万港元，省旅游局投了400万人民币。协议中银行贷款一项，是1981年白天鹅宾馆(当时叫白鹅潭宾馆)向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贷了3631万美元；1982年7月‘广州白天鹅宾馆’作为合作方和我签《合作经营协议书》，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万一经营不善，还不了贷，银行要追的是我霍英东，如果你霍英东还不了钱，你丑不丑？这是个重大原因，‘白天鹅’的经营不能失败！”

　　不设防首日厕纸用400卷

　　霍英东坚持“白天鹅”四门大开，对普通群众开放。开放第一天“挤掉的鞋子捡了一箩筐”，对于当时媒体报道中的这种说法，雷铎也曾和霍英东聊起。霍英东说，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夸大，但场面确实有些混乱。早上大门打开的时候，像电影院开门一样，人如潮水般涌入。

　　“我坚持四门大开，你说改革开放好。讲什么道理也没有亲眼看有力，开放是什么样，一看就知。”尽管头一日厕纸就用去了400卷。但霍英东依然坚持他的四门大开，他认为，有“人气”才能有“财气”，宾馆里不能弄得冷冷清清。

　　雷铎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听来的笑话，因为“不设防”，一些附近的民工就跑到宾馆的江畔游泳池旁边，看外国女旅客穿着三点式游泳，一些管理人员觉得“有伤风化”，就提出，能不能加个门。“霍先生很幽默，他说，‘他们没见过，见多了就见怪不怪了，你们多开几天，自然就没人看了！’”

　　事无巨细亲历累垮身体

　　“白天鹅”开创了无数个全国“第一”，开风气之先。但霍英东吃了很多苦。“如果把建造白天鹅宾馆的时间移到今天，就再普通不过、再平常不过了；但在当时，你是第一家，无先例可循，要自己去碰，有时要碰得头破血流。”霍英东的这句话让雷铎记忆犹新。

　　因为建“白天鹅”期间，霍英东事无巨细都要操心，一下子累垮了，被查出患了癌症。雷铎说，当时霍英东认为，宾馆建成是他今生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那时整天想起一首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上天的眷顾没有让“白天鹅”成为霍老一生中最后的事。

　　在他的记忆里，霍英东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办事干脆果断的人。虽然早已年过古稀，而且有病在身，但霍英东的精力似乎还很旺盛、思维也非常清晰。每一次会议都要讨论十多个议题，每一个议题霍都是干脆地拍板定论，做、不做或者再放一放。

　　捐资建桥

　　洛桥收费之争挺身澄清资金来源

　　“到这时我才知道，许多人都以为我在洛溪桥收费中赚了大钱。

　　——霍英东”

　　2005年7月，洛溪桥停止收费。

　　几年前，在全国两会上，霍英东以“粤港合作与市场规则”为题，警告内地要向香港学习市场规则，才能构建合作的基础。在这份报告里，霍英东特意点出洛溪桥事件，以此为例，大篇幅谈论政府信誉:“政府的信誉是大事。政府如何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如何给外来投资者以公平待遇，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是大之又大的事情。”

　　“从按时还贷问题最后变成了政府诚信问题。”广东省民盟省委副主委王则楚回顾几年来的历程，用一句话概括了洛溪桥收费事件。

　　捐建洛桥连通广州番禺

　　“当时从番禺去中山、顺德都修了桥，从广州到番禺却没有桥，只能在工业大道尾的沙涌码头坐轮渡。珠三角与广州的交通瓶颈就卡在了这个渡口。”后来成为废除洛溪桥收费事件的代表人物王则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1984年，霍英东先生与何添、何贤兄弟一共捐资1200万港元，用于修建洛溪大桥，其中霍英东出资1000万港元。”

　　王则楚咨询了一些专家，按照1984年物价水平，修建大桥需要7000万元，加上征地费用，总体决算费用大约1亿元。

　　在回忆录《不走回头路》中，霍英东介绍，他与何氏兄弟捐助的1200万元港币都不是付现金，而是通过物资兑现的。因为当时内地缺少载重汽车，于是霍先生通过香港的大丰银行，用这1200万港元买了汽车，后来这些汽车增值为7000万元人民币。捐款后，霍英东先生只去过几次工地慰问，不再插手资金使用。1988年8月，大桥建成通车，成为当时亚洲跨度最大的大桥。广州与珠三角的最后一个交通瓶颈打通了。

　　过桥费一收多年引争议

　　洛溪桥通车当天，就在桥头设立了收费站，以“偿还贷款”为名，向过往车辆收取5元通行费。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直到11年后，洛溪桥收费终于引起公众注意。

　　1999年3月，时任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王则楚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洛溪桥收费何时结束的询问，番禺公路局答复，光一个洛溪桥的贷款，早就还完了，但8个配套工程的贷款尚未还清。

　　2000年，王则楚再次在人大会议上提到洛溪桥收费问题，答复是洛溪桥收费要求延长到2028年，但没有还贷计划；一年后，王则楚等代表第三次提出《洛溪桥收费何时了》的询问件，番禺区政府答复，洛溪桥收回全部投资本息还需7年。

　　此时，媒体与公众也开始关注收费问题，媒体多次试图找到洛溪桥建设资金构成及使用情况，但惟一能看到的有关资金来源构成情况是省审计厅1998年对洛溪桥审计报告中的一堆数字:资金来源合计10295万元，其中借款8726万元，省市县财政拨款1269万元，中央拨款300万元。霍英东先生对大桥的捐款没有在洛溪大桥的政府批文中明确出现。

　　在随后的调查中，广东省审计厅与番禺区政府都承认，收到霍英东捐款，但数额只有1700万元人民币。同时，由于信息极度不透明，多种传言开始传播，其中让霍英东最难接受的一种是，当年的捐款变成了投资，洛溪桥收费就是用于还他的“贷款”。

　　约代表澄传言风回路转

　　“一个周三的下午，霍先生约我到白天鹅宾馆会谈，”王则楚回忆，“他还特意约了一位记者，想要把这件事披露给公众。”

　　王则楚第三次提案后的两个月，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正等着他的来访。他有太多话要说，但“自始至终，霍先生言语不多，大多是他的朋友代他说”。

　　多年后，霍英东先生写下了他当时的尴尬处境:“那些年头，我一心一意致力于打通珠三角的西走廊和中线通道，在西部组织了四条大桥和三条公路的建设工作，又捐款助建大石和洛溪两大桥，低息贷款建沙湾大桥……所有这些项目，十几二十年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近年来，群众对洛溪大桥的收费有意见。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却多次在提交各级人大的答复文件和公开发言中说，洛溪桥是靠贷款建的，现在虽然收了13年过桥费，还要再收7年才能还贷。其中并无提到我和何贤兄弟捐款之事。到这时我才知道，在广州地区从大学教授到我集团属下员工，许多人都以为我在洛溪桥收费中赚了大钱。”

　　王则楚回忆，会见的最后，霍英东方发表了几点声明:“第一，这座桥是他与何氏兄弟修的；第二，他没要过一分钱；第三，将来他也不会要一分钱。”

　　霍英东此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桥是捐建的，就不存在还贷问题，那么，洛溪大桥凭何收费？一时间，人大代表、社会公众、媒体纷纷向番禺区政府发问。

　　事后，霍英东先生仍然不能释怀，他在一份向全国两会提交的议案中，以洛溪桥事件为例，说政府应该讲信誉，否则“这些问题拖着的长长阴影，使我不得不关注。”

　　洛溪桥收费事件成为一件公共事件，在媒体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洛溪大桥长达17年的收费，长达6年的收费之争，终于在2005年停止。

　　情系教育

　　英东中学他说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在广州市南沙区珠江入海口之畔，矗立着一座按省一级学校标准兴建的民办完全中学——英东中学，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实业家霍英东投资近9000万元建设的(不含地价)，也是全国唯一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

　　英东中学2002年奠基，“自从学校动工兴建后，在我印象中，霍先生到学校视察施工进展情况的不下6次。”昨天，英东中学副校长胡国胜告诉记者，细到地基所打的每一个桩木他都仔细查看盘问。

　　霍英东为英东中学亲自拟定校训“爱国、立德、求知、务实”。该校招生规模是1200人，开办3年，目前在校生是200多人。胡国胜表示，霍英东不希望把教育跟经济挂钩，就连学校想做招生广告，也被他阻止了，他觉得教育不能急功近利。霍英东当时就给学校负责人一颗“定心丸”:只要有8个学生就能开班，经济问题不用担忧。开办当年，有11名学生是霍英东亲自从贫困地方招过来的，全免学费和生活费。学生小刘是其中一位受益者。昨天得知霍爷爷去世的消息，她心情非常沉重。

　　中山大学他不让体育场收学生钱

　　时过近20年，中山大学老师、学生们仍在享受霍老的恩泽。每天早晨都会有许多人在英东体育中心锻炼身体，现已退休的中大前英东体育中心主任梁兆航就是其中一位。据其介绍，占地10万平方米的中大英东体育中心，就是霍老20年前捐赠建立起来的，至今仍在使用中，并成为国内唯一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据梁老师介绍，早在1981年，中大前身岭南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郭老师联系上霍英东，郭老师的学生与霍英东是老朋友，当时中大无室内体育馆，体育教学十分不便。霍英东听到后立即答应捐赠，但由于当年郭老师的去世而搁置了3年。

　　1984年，中大与霍老重新接触，霍老很爽快地答应捐赠100万美元，之后又追加到130万美元。为了选个好的样本，霍英东还邀请中大领导去香港考察。1987年动工，霍英东每周来中大一两次。

　　接着，霍老为中大捐建7个网球场。当霍老看到中大的田径场仍用煤渣跑道时，就给中大建了当时国内高校唯一的塑胶体育场，所用材料全都是国外进口的。

　　1988年12月12日，中大英东体育中心正式落成，由于管理开支较大，校方计划收费，霍老得知后，当即表示不能向学生收钱，他一口气拿出200万元作为4年的场馆管理费。

　　梁兆航老师还说，当时霍老常悄悄地到中大来，看到哪个地方条件差、搞得不好，就给他们打电话，有好几次他们都是被霍老的电话叫下楼来的。梁老师评价说，霍老从来都在悄无声息地做善事。

　　粤北山区建校几十所师生都识他

　　早在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时，霍英东就担任学校的一名董事，并捐赠了200万元给重获新生的暨大。1985年1月，霍老又捐出100万美元，用于暨大华侨医院门诊大楼的建设。随后，霍老还在香港发起成立暨南大学教育基金会。马上就要迎来暨大百年华诞，据该校马兴中老师称，他们早已定下要邀请霍老参加百年庆典的，但霍老的提前离世，无疑给他一直关心支持的暨大人留下一些遗憾。

　　在粤北韶关等地，霍英东的名字早已为许多人所熟知，因为那里有他亲手援建的几十所希望学校。据已83岁高龄的老诗人、东江纵队老战士韦丘介绍，霍老在粤北捐赠金额过亿元。“那时搞运动会，霍老每年都会亲自赶来，还跟孩子们一起踢球，那些学校的老师、学生都认识霍老！”想起那段岁月，韦丘老人感慨万千。

　　关心医疗

　　广州呼研所他捐建ICU抗非建神功

　　2003年年初，非典肆虐广东，在最危急的时候，许多医院的ICU都已经关闭了，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却发出了“把最重的病人送到我们这儿来”的呼声。就在几个月前，霍英东基金会捐赠的1000万元港币，让呼研所建成了“英东广州重症监护医学中心”，这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华南第一“ICU”在救治非典危重病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谈起当初霍英东先生对“ICU”的捐赠过程，广州呼研所副所长肖正伦连用了几个“没想到”。英东广州重症监护医学中心”前身是全国最早的“ICU”———广医一院重症监护室。开始只有两张病床。2001年上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肖正伦通过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将此愿望转达给了霍英东本人。没想到，1个礼拜后，霍英东基金会就给肖正伦打来电话，表示霍英东决定给呼研所的“ICU”捐赠1000万元港币。

　　2002年12月18日，投资总额达1700万元的英东广州重症监护医学中心正式成立，拥有16张价值100万的现代化专用监护病床。

　　9天后，监护中心迎来了第一位病人，河源人郭某，这位病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各种不明原因肺炎症状，后来成为“非典”的诊断标准。郭某一个月后痊愈出院。

　　在非典肆虐期间，由于英东监护中心有着良好的过滤和通风系统，一时成为广东抗击非典的最重要堡垒，该监护中心共救治了60多位危重病人。回首往事，肖正伦说，如果没有霍英东先生的慷慨解囊，我们和非典之间的战役将会更加惨重。

　　省医原院长“他最生气钱没用刀刃上”

　　英东心脏中心、英东广州重症监护医学中心、中医人才培养基金……从1984年捐资首座医院至今，22年来霍英东先后为广州7家医疗机构捐出善款。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他更是一掷2000万元用于广东的抗非工作。

　　1984年，霍英东的一场病使他与广东省人民医院原院长、我国著名胸心血管外科专家罗征祥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因为这场病的“牵线搭桥”，霍英东出资4200万元为广东省人民医院捐建了“英东心脏中心”。

　　罗征祥回忆，同一时期霍英东还向其他两家医院捐款建设了门诊大楼，但却不肯用他的名来命名。

　　“他说修桥扩路不会给人骂，但建医院，如果办得好就被大家赞赏，办不好的话就要臭名远扬，天天给人骂了。”为此，罗征祥特地对他进行了说服工作，“我答应他由我亲自来管理这个中心，保证帮你管好它。”而在霍英东去世前，他引以为豪，认为英东心脏中心是最成功的一笔捐资。“他希望自己的钱都能用在刀刃上。”罗征祥回忆，“他最生气捐出去的钱没有用好，被浪费掉。”

　　乡亲追忆

　　过年回乡每户封百元利市

　　霍英东是哪里人？据资料记载他自己也不知道，关于家乡，霍英东脑海中惟一的信息就是:小时候，父辈说过家乡附近有一条铁路。当时，有人说他是番禺人，亦有人指他的祖籍可能是广东三水县。后来，广州市有关方面出动一些研究广州方言的专家，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一番鉴定，最后判定他祖籍应是番禺。

　　昨日，记者找到了位于番禺小谷围岛的霍氏大宗祠，1992年，霍英东曾来此祭祖。霍氏大宗祠是练溪村的祖祠，而练溪村的村民如今都搬迁到了江对面的小谷围新村。练溪村的霍村长说，霍英东是番禺人，但并无资料显示他是练溪村人，“文革”前霍英东曾派人回来寻亲问祖，当时村里将族谱交给了市侨办，可是不久之后“文革”开始，族谱就遗失了，也没有人知道。由于番禺的霍氏大宗祠仅有小谷围练溪村这一个，1992年大年初六，霍英东携妻子和女儿回乡祭祖。

　　霍村长仍记得当时的情形:霍英东是由很多领导陪着来的，一共来了十几辆车，把村里的小路塞得满满的。当时村里道路狭窄，霍英东乘坐的加长豪华奔驰车过不去，他就在村口下车，步行走进霍氏大宗祠。祠堂里两边一字排开十余张凳子，霍英东并没有拜祭，只是坐在祠堂里听乡亲们闲聊了半个多小时。当听说村里的小学就设在祠堂，而建于600多年前的祠堂已是危房，霍英东委托霍英东基金会专门捐款50万元，给练溪村建了一所小学。

　　霍村长说，由于当时还在过年，霍英东委托村委给200多户人家每户封了100元利市。之后，村民们为了感谢霍英东，连着两年都派人专门送荔枝到霍家在南沙的别墅，可是霍英东工作繁忙，大家后来都没有见过他。

　　A18－19版

　　统筹:本报记者贾云勇

　　采写:本报记者田霜月王雷单小亮梁艳燕王瑾严艳李雅琼许黎娜实习生郑琼弘通讯员胡延滨

　　图:

　　2003年5月15日，霍英东先生在英东中学学生宿舍工地与筹建工作人员合影。

　　本报记者卢汉欣翻拍

　　1986年，白天鹅宾馆举办了广州首次时装表演，霍英东请来了地方党政军干部观摩。

　　fotoe供图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