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行业协会何时不再只是申诉者

　　11月21日《南方都市报》两则有关行业协会的新闻引人瞩目。一是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公开发表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二是随着广州正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场由消费者、商家、厂家参加的电动自行车行业大会发出呼吁，希望改禁为限。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就实施一周后各方反映的情况集纳，希望引起决策部门重视，会后有关的意见书将由专人送至全国人大。

　　有学者曾将2005年视为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年”。其实，当利益成为一个时代显性的主题，那么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而且在一种博弈机制尚不健全的前提下，来自利益格局相关人的矛盾与冲突只能更加剧烈地发生。

　　广州两起行业协会的新闻，演示的不光是利益博弈的情形，更表明利益代言人之必要。通过行业协会这种组织形式发出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声音，以影响公共决策，维护团体利益，这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模式。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必须有政府、行业组织与民众三方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实则是博弈的高级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州两起协会新闻有更高的公民社会意义。行业协会能够摆脱“二政府”的尴尬，积极

　　当行业协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后事”处理者时，也就注定了其仅仅成为对抗者与申诉者的角色。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公开声明不接受国家版权局的收费标准，这显然是利益博弈中的一种对抗，而就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而言，对抗已经颁行的政策，却是不宜提倡的。而广东省自行车协会是在广州正式“禁电”一周之后才召开会议，其各种作为和目的，就仅仅是一种申诉了。不论是对抗还是申诉，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已经既行的政策与法令？

　　如果在政策制定之时，行业协会已经充分表达了本利益团体的诉求，取得了各方妥协与共识，显然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状。这是一个常识：在一个正常且健全的博弈机制之下，行业协会最大的作用不是成为一个对抗者或申诉者，而应自始至终都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参与者与影响者。显然，这也恰恰是一个利益博弈时代未能解决的机制症结所在：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共政策制订中，总是不愿充分听取利益相对人意见、拒绝为利益相对人参与决策的设置制度管道。而这样一种“闭门式”的政策制订工作，也就让行业协会只能成为一个对抗者与申诉者。

　　行业协会如果仅仅成为一名对抗者或申诉者，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在利益格局中，有着自身利益的公共部门如何摆正自身的位置，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已经到来的利益时代最大考量与期待。

　　杨耕身(湖南长沙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