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干部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感想(3)

　　于是我们把研究人变成了研究办法。后来我们定了两条：一是自荐他荐，党组织将推荐名单打印下发到最基层讨论，几上几下确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后拿到常委会上等额票决(重要岗位还拿到全委会等额票决)。二是常委推荐到人大的干部，明确人大是为党和人民把关的关口，而不是简单地走程序。在县里进行中层干部的调整时，有一位局长在干部、群众中影响不好，且年龄偏大，他很害怕组织上不推荐他。他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施加压力；二是送礼求情。在一星期内，这个人轮番找我，只说一句话：“我全靠你了。”他活动的结果是县委常委会票决通过。但是，还有人大这一关。这位局长活动了一番后对我说，每位人大代表都答应给他投票。我说：那你就该放心了。人大选举的结果是四位落选，其中这位局长连一票都没有。他气愤至极，在我面前数着每一位代表的姓名骂，说都是骗子。我说，大家都骗你，那你是不是想一想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当不了局长，那每天一包烟、两瓶酒到哪弄去呀！”当天，他在我住的平房小院门口整整站了一夜，我凌晨开门发现了他，门口下散落着40多个烟头。他还到县人大几位主任家闹了几场，一次骂人用力过猛，连假牙都掉在了地下。闹了约半个月，没人同情，他平静下来后对我说：你的办法太绝，我想打人都不知道该打谁。

　　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四面开门，八面来风”，中央组织部曾发文推广。《人民日报》还发评论员文章肯定过。

　　县委用了这两条办法，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改革事业经受了6次、500多天的审查，大家团结一致挺过来了。6年后，这个县工业利税达到周边13个县的总和。8年后，该县提拔为厅局级干部8人，提拔为县委书记、县长等正处级干部30多人。而周边县都按传统办法用干部。其中有一个县要选一位教育局长，县委书记让常委们讨论了一天，因为没有提出他想的人，又让第二天继续民主讨论。这时，常委们不想谁最合适，只想书记想让谁当，结果终于提出他想提拔的人。这时，这位县委书记就开始集中，说，民主就是好，终于提出了一位合适的同志，就这么定了，大家如没有什么意见，散会。这位县委书记后来犯了错误被撤职。

　　第二件事是16年前，即1989年我任山西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说，那位年已60岁的当地人任一把手，他过去和谁都团结不了，你要和他搞好团结。我说：“那我就放弃原则，搞好团结。”领导知道我说笑话，也笑了。有一次常委会研究市政府秘书长人选，事先我从当事人口中得知一把手已经同意他任此职。当在常委会上提出他时，我先发了言，说他和我曾在一个学校读书，我了解此人。一把手当听说我了解此人后，又变了主意，说此人的任命放放以后再说。果然，一放相当长时间。常委们议论纷纷，但毫无办法。后来就传出这样的话：“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作笔记不张口。”

　　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天，长治市的报纸立刻发出社论，要求每一个基层党组织要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指挥部，每一个领导干部要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带头人，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成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长治市委当即用三天时间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集中学习，做出了“用人公开、花钱公开、廉政公开”三个决定。同时市委认为，只有干部难当，人民才会好过；如果干部享乐，人民就会难过。这是一个普遍规律。针对时弊，提出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的口号，用创新的思路，探索干部体制改革的途径。具体办法是：

　　1.公布空职，自荐他荐。第一次公布了16个处级岗位；第二次公布了19个副处级岗位；第三次公布了12个副处级岗位。这三次自荐和他荐的人数多达1020人，平均每个岗位自荐他荐者21名。

　　2.资格审查，电视演说。对每一位被推荐者都要进行审查。凡合格者均要由组织安排进行“假如我当选”的电视演说，不能带稿，有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