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的浮躁与集体无意识

　　□李思远

　　第五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刚落下帷幕，就有学界人士毫不客气地“扔砖头”。其实，在此前进行的四届评选活动中，也不断有人对法学界的这种“选秀”行为提出批评。据我所知，除了公开批评外，法学界更有一批人对此嗤之以鼻。

　　“十杰”到底是如何选出来的？主办机构中国法学会列出的第五届“十杰”参评条件，除了那些政治性的条件外，对学术成就的要求只有一条：“具有原创意义或学术前沿水平的法学研究成果，在理论创新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显著成绩。”

　　既然要在中国如此众多的从事法学研究的人士中“选秀”，而且将其定义于“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必是一场优中选优、精英云集的大赛，选出的“杰出法学家”，也一定是中国法学界的佼佼者。但是很遗憾，对那些被冠以“十杰”称号的生疏面孔，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何方英雄，更谈不上“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观点。

　　反过来，以欧美等国家为主的那些享誉世界的著名法学家，我们似乎没有听说他们被所在国评选为“十大法学家”；而中国过两三年就批量生产出“十大杰出法学家”，却在世界法学界找不到自己的位子，也未见他们有什么学术理论引起国外同行的重视。

　　这使我感到费解，“杰出法学家”到底杰出在什么地方？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为例，她在当选第五届“十杰”之后，在颁奖大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题目是《论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直听得我两眼发愣，感到后怕！

　　这位女教授在简述了程序法治和实体法治的价值后说：“程序法治是不是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她由此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原因何在？是因为中国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

　　如果薛刚凌的观点成立，我们则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千百年来就是法治国家！难道不是吗？君不见，中国封建社会的县太爷审案，衙役手持杀威棒站立两旁，县太爷惊堂木一拍：“大胆狂徒，还不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这既是追求实体正义的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比那些繁琐的、最后可能因为程序违法而放掉犯罪分子的程序正义要实在得多。

　　薛刚凌教授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她应当明白，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封建专制社会，其中根本的区别在于，一切公权力皆来自人民的授权，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正义既是约束公权力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在法治社会，目的正确并不能构成权力行使的合法依据，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行政诉讼案件，单纯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体上并没有错误，但行政机关却因为程序违法而败诉，就是这个道理。

　　正如薛刚凌教授所言，中国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这种片面追求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习惯，本来是中国建构法治社会的大敌，现在竟然有薛刚凌这样的学者将其视为“本土资源”，鼓吹建设“实体法治”国家，其观点可谓荒谬之极！

　　更可怕的问题在于，当下的中国法学界，有些学者已经没有自己的立场了，整天周游于官场，低眉邀宠，口号不离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学者不专心于学术研究，要么为仕途奔忙，要么为金钱折腰，不亦乐乎，然后再通过抄袭、剽窃等手段，速成几篇论文，摇身一变，就成了法学家。于是，思想浮躁、集体无意识成了法学界及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