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姓“公”还是姓“私”？

　　编者按：“民生”无疑是今年“两会”的一大关键词。民生所涉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城镇住房、教育收费、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司法公正、收入分配、企业改制、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难题，每年“两会”都期望能有所破解。我们不能一一列尽所有民生所系，只能通过三个人大代表在医疗、教育、住房三个领域的履职与调研、观察与思考，观民生之艰，解民生之难。

　　□本报记者向郢

　　●汪春兰：老百姓最在乎的是看病要花多少钱

　　即将启动的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扭转之前屡遭诟病的市场化改革导向

　　看不起病的农村人

　　安徽籍全国

　　这看似巧合。其实此前关于农村医疗保障的建议已经屡屡被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所提及。这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工作中接触到了太多类似的病例。

　　2001年2月，一个可能被截肢的病人被抬了进来。这个名叫张文华的青年农民在当地一家私营矿山打工，被山上滚下来的矿石砸中小腿。矿老板的敷衍延误了病情。揭开棉纱，汪春兰就看到血淋淋的骨头和腐烂的创面。

　　老板掏了3000元钱后就躲避不见了。四处借了两万元钱，做完修复手术后，张文华就赶紧出院回家休养。在医院那段时间，张文华吃饭都靠70岁老父亲出去干苦力，每天能挣二三十元钱。

　　每个农村病人都有一段困难和悲伤。有的病人一进门就掏出一把零碎钱说，医生，我只有这些钱，你看着给我治。这个从小就是孤儿，在乡镇长大，又回农村插队当过两年教师的医生常常感到不忍。正是类似的事例促使她相继递交了关于民工权益保护和大病统筹的建议。

　　在2002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她和34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联名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工权益保护法》的571号议案，她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份关注农民工权益的议案。

　　2003年9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案启动以后，安徽有10个县也成了试点县。但是，汪春兰随即却发现，这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没有让农民得到太多的实惠。“还是卖了稻子卖了猪来的，结果也报销不了多少。”

　　这次，她背了包，自己坐长途汽车去到岳西县的几个乡镇，三天调查，加之此前的调研，她发现了好几个问题。

　　对患病农民来说，很多试点县的补偿标准比较苛刻，起报线高，封顶线低，结果参合农民的自费比例很高。一个农民做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花了3.7万元，合作医疗基金只补偿了7000元，结果个人掏了整整3万元。省上的数据说，遇到大病，农民自负比例最高的为81％，最低的为58％。患者的补偿少，大量的合作医疗资金就都躺在银行的县财政专户上睡觉。汪春兰一查资金积淀率，最高的县在90％以上，最低的也在36％，平均超过60％。

　　2004年再上会的时候，她的建议是《要把新型合作医疗的好处让给农民》，“农村是最薄弱的环节，中央财政的标准能不能再高一些？对贫困地区能不能倾斜一下？让农民兄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

　　药价为什么那么贵，看病要花多少钱

　　到2006年，身在医院的汪春兰又回头来研究医院的收费和药价，这年“两会”上，她递交的是《从源头上解决“看病贵”的建议》。

　　她算的账极其清晰。这里有个便利条件是，她爱人此前曾经当了5年医院院长。

　　“药品费用的持续上涨是一股合力推动的”，汪春兰的分析是，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终端一般要经过6－9个环节，众多的流通环节和交易主体都共同分吃药品差价这块“唐僧肉”。很明显的是，不少药品生产商由此“逆向定价”，通过改包装改剂型改规格，将便宜的老药作为新药重新审批，定价就翻了几番。可引用的数据说，1990年代以来，全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是以年均21.4％的速度递增。

　　2007年3月5日上午，政协的小组讨论一开始，医卫界两个小组88个委员的热烈讨论就自始至终吸引了媒体的目光。关于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缺陷明显、医改方案能否拿上“两会”讨论等尖锐的意见都被及时报道出来。

　　“这是5年以来大家意见最为集中统一的一次，经过这些年的讨论分析，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特征，要求政府必须主导改革，不能全推向市场。”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

　　在1993年从四川省卫生厅调任北京伊始，这个曾在华西医科大学担任二十多年医生的副部长就担忧于那场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等到3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巴德年委员代表9位医药卫生战线的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委员所作的联合发言，更被视为医卫界这几年对医疗体制改革的集中批评。

　　巴德年委员的发言并不突然。2001年他就曾经提交过《我国卫生状况亟待改善》的提案，提醒说，我国医疗费用10年间增长了10倍多，在绝大多数国民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民，“看不起病已成为老百姓的普遍抱怨”。

　　这个判断跟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分析是一致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980年至2003年之间飞涨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比例都下降近一半。更细致地分析，全国卫生事业费总额中，中央部分还只占总额的6.5％，绝大部分都依赖于地方财政。

　　与此相对的数据是，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个人卫生支出在1980年是21.2％，2003年已达到55.5％。因为城乡医疗社会保障覆盖面太低，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也就是近3／4的全国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扶持。

　　一个极其明显的信号是，新华社在3月9日也发消息说，即将启动的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扭转之前屡遭诟病的市场化改革导向，突出医疗机构的公共品公益特性，追求惠及全民的‘公平的医疗卫生保健’”。

　　这个分析得到了所有采访对象的认可。3月10日，在和记者谈及目前十余个部委共同参与的新方案时，人大代表汪春兰就直截了当地说，“不管上面说得多么复杂，老百姓最在乎的是看病要花多少钱。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肯定要有足够的医疗保障，如果政府多掏一点，个人就肯定少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