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亟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童大焕

　　本届“两会”，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教育、医疗、房价、社保、垄断等热点难点问题再次被高度聚焦。

　　民生状况如何是考察一个社会财政经济和社会发展健康状况的基本窗口。过去若干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GDP增长，而行政开支的增长又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

　　在今年“两会”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张肖透露，2006年的4万亿元预算支出中，支撑国家机器运转支出1万多亿元，经济建设1万多亿元，包括科教文卫、劳动保障在内的总支出才1万亿余元，其他支出1万亿余元(《新京报》3月7日)。虽然从1998年就表示要从“建设型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但8年来，公共支出比例不升反降，行政支出则大幅攀升。去年“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即就此发表强烈意见，称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1978年，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4.71％，而2003年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经费上升为19.03％。从1995年到2003年，社会文教经费年平均增长17.4％，8年提高了不到1个百分点。行政经费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21.4％，8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3年，行政经费共增长了1923亿元，年均增长23％，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与民生窘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带头建豪华楼堂馆所、大吃大喝、大量出国“考察”、“培训”、公车泛滥，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盛行。我国政府行政支出是占财税(含费)收入的一半以上。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透露，我国每年至少有2万亿元预算外非税收入与支出、社保基金收支、国有资产收益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不受各级人大监督。这部分收支占国家财政收支的一半左右，异常惊人(《新京报》3月8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在《发达的真相》一文中写道：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多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

　　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后继乏力倾向。大量企业在资源性垄断和高税负的双重挤压下，被迫以压低工人工资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生存，企业开工不足已成为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2006年，我国GDP增幅为10.7％，而税收增幅为21.9％，是GDP增幅的两倍多。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真相，不是藏富于民，不是放水养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富民贫”、竭泽而渔的特征。

　　中国已经迫切需要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藏富于民的富民强国梦想。它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减免税费，尤其是必须严格限制政府的预算外收支，通过体制层面而非治理层面的政府改革，限制政府随意收费的权力。税收法律和办法由财税部门一家说了算的做法必须结终，建立顺畅的、公平合理的纳税人博弈机制。

　　二是建立完善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包含“公共投入倍增计划”和“行政支出缩减计划”，以及人大严厉的财政预算审议制度。现行的行政支出每年都在原有规模上按一定比例增加、导致行政支出刚性上涨的做法必须终止，财政预算和政府的支出必须全透明，不仅对

人大代表透明，还要对全社会透明。政府的一切支出，大到办公楼、一辆车，小到一台电脑、一餐饭，价格多少，在哪里买的等等，都要公开，接受人大和民众监督。财政预算报告过于粗疏，只有几大块，让人大代表“看不懂”和“无法看懂”的历史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人大要严格行使宪法权利，否决“无法看懂”的报告。

　　要像控制环境污染一样控制行政经费，定一个看得见的行政目标。例如，每年减少2个百分点，而公共投入则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经过几年的努力，将行政经费控制在10％以内，将公共支出比例向国际水平看齐。这些都要向全社会公布并切实履行；完不成目标的，主要官员要负行政责任，从降级降职直到摘除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