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基层环保官员更大空间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2日14:33 南方周末

  一位资深省环保局局长的15年心历:

  给基层环保官员更大空间

  □本报记者鞠靖

  “科学发展观”提出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大都是政府允许、认同、支持的污染,治理自然困难重重;

  环保部门要树立威信,非刮几场“风暴”不可,但梦想通过运动创造奇迹是不可取的;

  这里还有一种专家化倾向,使得环保变成了可望不可即,“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地方环保工作者是“三等官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既愧天兮还愧地,人未老、心有伤”。

  傅玉辉用“辛苦耕耘收获少”描述他15年的环保经历。这位现年63岁的老人,1993-2003年担任湖南省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此后调任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员会副主任至今。

  在熟人眼里,他是一位“性情官员”:直率、尖锐而忘我。即使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些领导,也会让他三分。这一点,在与本报记者的交流中暴露无遗——今年3月初,当他与本报记者行走在湘江西岸谈论环境问题时,距他做完心脏手术不足两个月。他激动地扯开夹克,指着自己的左胸说:“这里放进了一根管子,使用寿命是10年。我只有这么长时间了,必须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的担心正是中国的忧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各界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在2006年,全国还是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

  在刚刚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环境污染重”成为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环境污染重”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傅玉辉与本报记者数度长谈,一位资深的省级环保官员的惊人观点由此抛出。

  目标因何无法完成

  记者:今年两会上,中央高层为“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2%的指标没有完成”公开致歉。为什么会出现完不成指标的情况?

  傅玉辉:很重要原因是环保部门对环境问题缺乏分析、缺乏全面的了解,而且缺乏做长期奋斗的准备。所以,提出的目标往往不切实际。不光是去年,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环保计划都无法完成。

  比如,我们的环境统计过去只包括了县以上工业,但后来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又是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这些在环保部门的统计里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统计又有什么用?按照这种统计方式制定目标,其完成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综合环保总局等部门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为什么中国的环保问题越治理越严重?

  傅玉辉:环境资源的本性,决定了在长时间内环境治理责任不明。环境资源的本性就是“公享性”———人们只享受,不负责。而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大都是“政府污染”,即政府允许、认同、支持的污染。政府既是污染允许者,又是管理者,治理自然困难重重。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傅玉辉: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包括化肥等支农工业在内,都是在没有环境意识的情况下办起来的。而其收入、税收都交给了国家,根本不可能给企业留一块下来搞环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仍以计划经济指令为主,很多企业没有建立现代法人制度,政府就是法人。政府交待这个企业什么时候建好、什么时候投产就必须按时完成,否则就唯指挥者是问。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到环保部门办一定手续外,对环保有实质作用的东西基本谈不上。企业主要是听命于政府,如果环保部门态度硬一点,往往自身难保。

  此后,乡镇企业得到了大发展,但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环保法管辖之下———我们的环境统计过去只包括了县以上工业。而乡镇企业当时是省以下发展经济的主要形式,省里考核县里主要领导干部,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社会治安这3个指标实行一票否决。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为什么不搞环境影响评价?是政府不让它搞。所以,乡镇企业污染基本上也是政府允许和支持的污染。

  记者:国家污染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有怎样的影响?

  傅玉辉:政府既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但不承认自己的责任。而企业却又说是政府叫我们污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的主要障碍在于政府本身。

  环保不能搞运动

  记者:国家环保总局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比如连续3年掀起“环保风暴”。您如何看待这些动作?

  傅玉辉:第一次看到因为环评暂停32个项目建设,我当时就感慨:这种精神了不起,也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这些项目死灰复燃,那比没有“风暴”的后果更坏。事后我注意到,32个项目有的重做一下环评,有的交一笔数量不大的罚款就完事了。我还听说,有人对环保总局发难,责问“谁赋予环保总局那么大的权力”,还要求追究潘岳等人的责任,后来中央领导发了话才平息争论。

  记者: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

  傅玉辉:第一,环保执法在高层还有争论,这给地方政府违法的口实。

  第二,中国的环保部门要真正树立威信,非有几场风暴不可。这里有法与人的较量、法与权较量,在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是很平常的事情。可在中国害怕较量。如果中国环保真要走出一条路来,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间来一场民主和民意的较量,并把较量看成一种民主政治的尝试。

  记者:那么,您还是希望多几次“环保风暴”?傅玉辉:对,但要搞出成果来。现在的搞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搞运动。运动的作用是效益递减的,搞多了就没有刺激性了。环境问题本来就是长期奋斗的问题,我们过去总梦想通过几个“计划”,不断地搞运动来创造奇迹。事实证明,这是不现实的。

  应该适当放权

  记者:您认为环保部门的工作方法还有待改进?

  傅玉辉:现在很多权力都收归了环保总局,这就制约基层的积极性。地方上批项目、做环评,最后都要总局来把关。在2002年10月前,环保仪器设备要由总局计划财务司统一定购,环保车辆要总局统一配备。芝麻大的事,明明县环保局长可以解决,都要跑到北京去,这不是增加成本吗?

  在环保科研方面,民营企业已走到国有机构前面,但是,他们的产品还必须到总局去认证。环保科研大多是基层自己研究出来的实用技术,而该由国家担当的大规模科研,至今似乎没有很大成果——如排放总量控制的问题提出来至少10年了,至今没有解决。

  我到环保部门最不习惯的就是讲话不通俗,使得环保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现在省级环保局一年要收、发3200多份文件,哪还有时间做其它事情?环保局的统计表几乎和政府统计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表一样多、一样厚。

  记者:按照您的意见,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傅玉辉:一些问题让基层去解决,让群众去回答。比如说到排放总量控制,我就认为,如果总局拿不出方案,可以让各地自己搞自己的总量控制,总局负责发放许可证。这就和公安、工商部门一样,管住许可证就牵住了“牛鼻子”。

  基层环保官员的真实写照

  记者:说到环保部门的权威,您觉得有足够的手段来对付那些排污者吗?

  傅玉辉:很难。1992年我调到湖南省环保局后,就听说“排污收费是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执法者依靠违法者,违法者养活执法者,违法者不怕执法者,执法者包庇执法者”。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傅玉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环保部门在政府序列中是“三等官员”,我曾经形容是“几个老头子、一个木章子、一座破房子、几辆破车子、开会没位子、办事没票子”。当年我调任环保局长后,很多人认为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

  在地方财政上,环保部门没有预算科目。

财政部门能够暗中支持你,允许你收排污费,就是非常开明的财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环保部门是被“逼良为娼”。

  记者:现在的环保运行资金中,还有多少是来自排污费?

  傅玉辉:在湖南,省一级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在市、州一级基本解决,但是至少有50%的县环保运行基本资金没有到位。这几年,上面又出了新政策,县里收到的排污费,其中45%还要交给中央和省、市。固然,这笔钱交上去是要到更宏观的面上去运用,但是我这个县的问题也要解决啊!

  记者:您在当局长期间,怎么对付那些不愿意接受管理的污染企业呢?

  傅玉辉:我遇到过一个可以称为“无赖”的排污钉子户,就是邵阳绥宁的联合造纸厂。我的前任和我共发了13道政府令,都没能把它停掉。现在,省政府有关绥宁联合纸厂污染调查产生的文卷足有15厘米厚。

  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是因为怀化市

人大代表团连续向省人大提交议案。当时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绥宁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怀疑你们环保局和联合纸厂是合谋、勾结。说老实话,他骂我越凶,我越高兴———这个问题也只有公开,才有可能解决。

  后来我当局长当到第8年时,省人大副主任高锦屏带着人去邵阳。出发前我到省人大去,说“如果这次不解决这个事情,我就不干了”。这事惊动了当时刚调去的邵阳市委书记蒋建国,他说邵阳居然有这样一个企业,敢和省政府对着干。最后处分了这个厂的厂长和副厂长,问题得到解决。

  记者: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环保局长的工作?

  傅玉辉:我当环保局长的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良心上。我做不到,我良心受谴责。

  2002年年初,我写过一首诗:辛苦耕耘收获少……蓦然回首,无几是文章。既愧天兮还愧地,人未老、心有伤。

  这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

  记者:现在中央对环保工作十分重视,而民间对于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关注。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的,作为省、市、县级的环保部门似乎热情不高。为什么会这样?

  傅玉辉:这就是我说的“两头热,中间冷”。原因是发展观偏移了、政绩观搞歪了,干部选拔导向也有问题,三者作用到一起。说实在的,人处在领导岗位上,都会产生要政绩、要升迁的愿望,只是强烈不强烈的问题。环保无疑对经济上的政绩是有制约的。很多官员不懂环保,还经常对环保部门采取威胁的口吻,“你影响我一阵子,我影响你一辈子”。有些市、县环保局长今天还来长沙向我汇报工作,明天就变成副职了。有的人去职是冤枉的。

  

给基层环保官员更大空间

  傅玉辉鞠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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