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历史需要“真理”与“和解”(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04日09:49 国际先驱导报

  

评论:历史需要“真理”与“和解”(附图)

  邱炯/漫画

  【作者】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东亚区域合作体制能否生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各国政府和公众能否正确对待漫长和复杂的东亚历史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历史”这个术语,经常可以令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感到一些困惑,因为“历史”不仅是往昔的事实,而且也是被历史考察者设想为往昔发生过的事实,而且他们在考察这类被设想发生过的事实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抱着具有塑造性影响的现今目的、现今理念和现今情感,它们尤其影响了历史考察者对于历史的筛选、解释和从中引出的对于当今的教益。

  历史因素阻碍东亚合作

  东亚的历史,一方面包含东亚的古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另一方面包含东亚各民族国家的国内史和它们互相间的关系史。其中每一类都有着在当今和未来妨碍东亚区域合作体制生成的基本因素。

  就东亚的古代史而言,最重要和最长久的事实大概是所谓“中华帝国”,或者准确地说是古代统一和巨型的中华国家。“中华帝国”(特别是其鼎盛时代)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是个辉煌伟大的国度,辉煌是指权势和文明及文化成就,伟大则富含和平交往、文明影响以及仁慈、“王道”等伦理道德涵义。

  然而,东亚其他基本独立生存和演化的民族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陆上邻国,对“中华帝国”的记忆却有着中国人一般轻视、忽视甚或否认的某些因素。在某些方面,它们的那些与其肯定性记忆一起存在的否定性记忆,与中国人的意象——关于古代中华统一国家的对外关系的主流意象——形成显著反差。

  这不仅引发或加剧例如中国和某邻国之间近期有关古代历史的争论,而且在当今中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剧了某些邻国对未来中国的忧虑,而且往往是过头和悖理的忧虑。

  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东亚现代史的核心成分有两个:第一,自1894年中日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东亚的异常横暴和凶残的侵略史;第二,日本以外东亚各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在其中反对和抵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经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第一个而言,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多数日本人倾向于忘怀、淡化甚或多少否认日本的侵略和施暴史,而这本身就强烈地加深了至少中国人和韩国人牢记并不断重提这段历史的意识。

  就第二个而言,它蕴含了东亚现代历史经验与欧洲现当代经验的一个根本差异。欧洲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惨祸,终于断定民族主义、至少是过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义,是个在当今和未来应予否定的东西,从而给欧洲共同体的“后现代”建设奠定了根本的认识条件和思想前提。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给日本以外东亚各国人民带来的一大根本观念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因为这些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或曰解放无不发生于、甚或依赖于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伴随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兴起和发展,民族主义在东亚正方兴未艾。

  不仅如此,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前造成东亚大惨祸和日本民族大灾难的日本民族主义,也在日本右翼的鼓动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显著地重新抬头,以致引起东亚诸国不同程度的正当警觉或担忧。

  因此,就东亚区域合作体制的生成与否而言,未来更有力的究竟是多少互相对立和竞争的各国民族主义,还是经济互相依赖和安全共同利益,还须拭目以待。

  冷战历史遗留负面影响

  东亚的当代史包括冷战史,而冷战时代在东亚各国留下的历史记忆也肯定不利于东亚区域多边体制的生成。

  在中国人心目中,冷战时代缔造的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韩军事同盟在其他目的之外,始终针对中国。在绝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冷战时代留下的一个仍无根本变更的意象是中国乃“极权”或“专制”国家,与所谓自由民主制及其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个意象总是在产生或支撑严重的曲解和有害的偏见。

  在韩国人心目中,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冷战时代留下的民族分裂、美韩同盟和朝鲜问题加在一起,时时直接或间接地唤起他们对几大邻国甚或他们自己的不良感觉,连同有时过度的猜疑和忧虑。

  还有冷战对当今美国的影响:关于中国、韩国、日本和朝鲜的冷战遗产,无论是同盟和军事存在之类实体的,还是“冷战思维”之类观念的,仍在深刻地影响美国当今的东亚战略和政策,导致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体制创设问题采取显而易见的冷淡态度和猜疑心理。

  东亚合作成败

  总之,历史给东亚区域共同体的生成留下了一种多方面的沉重负担。要逐渐卸下这负担,就必须形成对待历史的正确和有益的态度及思想方法。用当前某些国外讨论者喜用的两个术语说,包含“真理”与“和解”两大方面。

  “真理”意味着不仅从本民族国家、也从其他民族国家的角度承认和正视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应当承认和正视其现代侵略、殖民和施暴史,承认和正视它们造成的极为不义的灾难性后果,吸取其中对日本而言的起码的真实教训,否则可以说东亚难有宁日,日本难有宁日。与此同时,“真理”还意味着不仅按照一时实况、也按照事后发展全面地回顾和总结过去。

  “和解”则首先要求以下两点:一、既尊重本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也尊重别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当这两者之间有不易解决的抵触时,一般要在尊重根本“真理”这一前提下,尽可能予以缓解甚或淡化;二、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历史宿怨,以现今和未来为重,以核心(而非边际)的历史真理和紧要(而非次要)的现今国家利益为处理问题的首要准则。

  据此,某些争端的解决应当留待将来。大致而言,在东亚,除了关于日本侵略和施暴史的某些大是大非问题外,一国对与邻国之间的那些包含宿怨或争端的负面历史关系的谈论一般宜粗不宜细,其中某些需要大致甚或完全予以回避,同时讲双边关系史的积极方面应当远超过讲它的消极方面。

  简言之,有利于东亚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体制能否生成,生成以后又能否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各国政府和公众能否以上述态度和理念对待漫长和复杂的东亚历史,特别是其中的东亚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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