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实名举报腐败缘何叫好不叫座？

　　2006年6月至2007年5月，上海市检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举报3730件，其中属检察机关管辖的举报2423件，署名举报仅有563件，署假名的、匿名的举报占多数。而匿名举报提供的线索往往多数不完整或者反映的问题不清楚，检察机关又无法与举报人取得联系，调查工作很难展开。为此，上海市检察院日前表示，为了尽快将举报线索查清、查实，更加及时有力地打击职务犯罪，检察机关提倡举报人署真名举报。执法机关会对举报人采取严密的保密措施，举报人不必担心受到打击报复。（6月15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在反腐败斗争中，“举报”的作用实在是不可小觑。近年来，几乎每一个大案要案的显山露水，每一个腐败分子的中箭落马，其背后都站着一个或一大群对反腐败事业忠贞有加的举报人。特别是实名举报，因其有利于执法执纪机关“按图索骥”，“照人取证”，省心、省事、省成本，被纪委、检察机关奉为“利器”，推崇之极。然而，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认真仔细看一看实名举报者在“举报”后丧子、入狱、残疾、远走他乡等遭遇，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

　　2003年感动中国的新闻人物郭光允，因坚持举报专横跋扈的贪官程维高被开除党籍，还招来了8年牢狱之灾；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当地国税局存在人为减免和少收企业巨额

增值税的现象，两度被拘留，最后以“举报上访扰乱罪”送劳动教养；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因为实名举报腐败遭到报复，曾向有关部门写过《关于请求保护我及家人生命安全的紧急报告》，但最后危及他生命安全的“砍杀”还是发生了，其脚筋和耳后动脉都被人砍断；今年5月5日，海南亿万富豪、人称“反腐斗士”的孟克非的儿子孟赫夫突遭绑架，随后被绑匪杀害，抛尸河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举报人“流汗”、“流泪”又“流血”呢？一是一些腐败分子身居高位，权重如山，消息灵通，手眼通天，在天长日久的经营中形成了腐败链、腐败网；二是我们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出了“内奸”，缺乏公信力。在强权的干预和利益的驱使下，少数公职人员与腐败分子沆壑一气，猫鼠同谋，沦为了腐败链、腐败网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二是没有专门的保护举报人的法规。现有的政策性规定在运作过程中常常显得软弱无力，诸如对报复者只能进行事后惩罚，起不到事先保护的作用，诸如对举报人保护的规定适用范围狭小，仅限定为本人而不包括举报人的近亲属等，让举报人有心无胆、顾虑重重。

　　有效保护举报者和目击证人，国外和香港的一些做法可资我们借鉴。目前，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都通过立法机关制定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必要时，国家不惜重金，为证人及其亲属提供诸如迁居、易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等措施，直至实施终身保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制定了《证人保护条例》，司法部门对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采取24小时保护措施，近30多年来，香港民众由此对廉政公署产生了较强的信任感，实名举报的比例从33%上升到71%，证人出庭作证率达到了99％。

　　由是观之，要让实名举报在国内叫好又叫座，必先清除体制上的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必须用庄严的法律为其“护航”。一是要建立举报受理记录制度，谁受理的，知情人是谁，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同时将举报人的信息尽量控制在小范围内，为追踪问责奠定基础；二是要健全和完善涉密追究制度，对无意识泄露举报人信息的，按工作失职论处，对有意泄密或主动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的，可视作“同谋”，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三是从严从重处理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恶行，凡涉案者“一个都不能少”，让其丢官去职、倾家荡产直至走向刑场，使其没有打击报复的机会；四是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证人保护法》，实现对实名举报人的弱势补强，让那些“义无反顾”的举报者无须担心自己、家人及亲属的生活保障和生命安全。

　　激励公民与违法腐败行为作斗争，就必须给群众以信心，给举报者以绝对的安全感。在法律依然存在盲区，纪检部门的公信力频遭重创，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不断上升且手段不断“升级”的“大气候”下，使劲地“鼓励”实名举报腐败，甚至是重奖高悬，不过是一种“画饼”一种理想而已，只会增添举报人的凶险系数。前不久，山西稷山县的三名干部匿名举报县委书记，竟被县委书记动用刑侦力量查明身份而获刑。匿名举报尚且如此，还有谁吃了豹子胆，敢去实名举报，敢去公开领奖？

稿源：红网 作者：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