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的九十年华彩(2)

　　“死、活”两位老师

　　在《赵俪生文集》中，赵先生忆及他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渊源时，借用蔡尚思先生的话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执行口授面谕、传道授业的是“活老师”，而所谓“死老师”则是浩如烟海的书籍。

　　赵俪生的头一个文化老师是他的父亲，第二个是闻一多先生。在中学读书时，赵俪生就在他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后来闻一多到清华教书，就成了赵俪生的老师。赵俪生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直到抗战时期，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俪生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发表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以表示对先生的怀念。赵俪生的第三个文化老师是嵇文甫先生，也是第一位对赵俪生有影响的史学家。在河南大学时，赵俪生和嵇先生朝夕相见，每写文章都要请教嵇先生，从中受到鼓励、指导和启发。赵俪生的第四个文化老师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赵俪生跟王先生学到了识读“两周金文辞”等文献的招数。在理论方面，对赵俪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艾思奇、何干之、华岗等。

　　对赵俪生有影响的“死老师”，要数史籍和马列主义著作了。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史典册之外，他还读了傅青主的《霜红龛集》、全祖望的《鲒堉亭集》、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对马克思主义，上中学时他就买过一本德国塔尔海玛著的《现代世界观》。抗战时在西安买了一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白天教书，深夜在一盏油灯下翻译。慢慢地赵先生被迷住了，“读到中半以后，精义滚滚而来，诸如对山岳党、秩序党、社会民主派的阶级分析，对小农性质的分析，对工农联盟概念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我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爱不释手。

　　在山东大学的6年，是赵俪生风头最劲的时光。当时的山大中文系有“四大金刚”，历史系则是“八马同槽”，人才济济，堪比清华、北大。而时任山大校长正是华岗。华岗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学者型的人，赵俪生应邀到山大工作后，他俩交往甚密，华岗给赵俪生的指导，使赵俪生在学术界扶摇直上。赵俪生称华岗“确确实实是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

　　赵俪生的家人说，当时的赵俪生人物俊秀，才华横溢，才三十出头就位居教授行列，不仅震动了山大，也令全国学术界刮目相看。

　　到兰大后不久，赵俪生就被错划为右派，剥夺了教学权利，随后被发配到山丹劳动改造。农场条件极其艰苦。赵俪生的学生杨木(笔名)说，先生曾对他们讲过，有几次他已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但最终撑了过来。1959年，江隆基调任兰大校长，才冲破阻力将赵俪生招了回来。赵俪生的家人提到江隆基，至今感慨万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兰大，文有赵俪生，理推朱子清。江隆基对二人不偏不倚，同等对待。前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