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陷入高度紧张，敌对的情绪让不少身在美国的华人，迫不得已和家人断绝了关系。然而杨振宁对家人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杨振宁：我的态度是觉得，我跟我父母兄弟姊妹通消息天经地义。我不怕人来找麻烦。所以我一直是通消息的。有时候打电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五十年代打电话，第一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听得清楚。第二两方面都紧张，所以我记得有时候过年的时候打电话，打了五分钟，讲来讲去其实就是说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老是讲这个，其实并没有多少的。两边的情绪其实也都挺紧张的，一方面又很紧张一方面又听不清楚。所以其实讲完了以后觉得没讲什么话。

　　这样的电话联系远远解决不了对家人的思念之苦。尤其是杨振宁知道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更是思之心切。1957年，就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前期，父子二人终于在日内瓦得以见面。

　　陈晓楠：那当时对您来讲，父亲第一次和您见面的时候，那已经是离您等于是离开国家离开中国，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你们两个父子两个人在日内瓦见第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杨振宁：刚见面的时候就我刚才讲的是非常冲动。我父亲的表情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都表现在他的脸上。那么然后几天呢，就是大家都神情很紧张，因为要讲许多亲戚朋友的事情。然后渐渐的才平息下来。

　　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1957年在日内瓦见面时拍下的。这是杨振宁赴美十二年后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父亲第一次看到儿媳和孙子。父亲临别时写了两句话送给杨振宁：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这句话在日后成了杨振宁一生的激励。

　　后来的几年中，杨振宁又有机会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会面。他了解到，其实父亲从第一次见面，就有一个欲言又止的想法。

　　杨振宁：我父亲出国这件事情呢，是我父亲是通过统战部接洽的。……

　　父亲当然希望杨振宁能够回去报效祖国。可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让杨振宁放弃他已经很有成绩的学术研究，父亲又实在是难以启齿。

　　杨振宁：我父亲自己是一个冲突，我妈妈就比较很清楚，她说不要回来，我自己呢，当然是也有这个冲突。

　　除了不愉快的讨论，父母所描述出来的中国，与杨振宁在美国看到的报道也是大相径庭。

　　陈晓楠：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您知道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自己的家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吗？

　　杨振宁：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就跟我介绍中国怎么样，他说中国现在怎么好，怎么好。他说从前中国一根针都不会做，这是事实。他说现在不但是针可以做，可以做桥可以做飞机。

　　陈晓楠：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再次和父母以及弟弟杨振平见面。没想到，弟弟一出机场就遭遇了检查。不但所带的箱子要检查，甚至还要脱掉全身的衣服。而1964年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的时候，隔壁住的也是以保护他们为理由的警察。杨振宁猜测这些都和他当年的核物理研究方向有关系。不过即使是这样，杨振宁并没有放弃每一次和家人团聚了解中国的机会。直到1971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杨振宁赶紧打了一个报告联系回国探亲的事。生怕晚了一步，时局又会变了。

　　杨振宁：中国大使馆给我的签证不是在美国的护照上，因为中国不承认美国，美国不承认中国，所以它另外有张纸，一张白纸。上头贴了我的相片。然后说是这个人的，允许回国。也没说这个人是谁，当然讲了名字。没有说我是什么国的公民，就说是准许这个人到中国探亲访问。什么时候进中国，什么时候离开。

　　就是这小小的一纸签证，载着杨振宁回到他阔别了二十六年的祖国，回到了这片与他的生命有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