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毛主席、周总理、周培源先生跟我四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头。那么谈了一个半钟头以后呢,他的秘书来了说主席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站起来,结果毛主席他站不起来,他坐在一个沙发上,坐在我的右边,他一时站不起来。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拉我一把。所以我就拉了他一把,拉了他一把呢就没问题,他就可以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走路倒没有问题。他走路慢,不过并没有问题。不是这样脚蹭着地板这样走的,还是正常的走的。走到门口呢,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握了握手,还讲话。
这个话我原文还记得。因为我知道他是从心底里讲的话,他说我小时候呢也想在科学方面有一些贡献,后来没做到。现在我很高兴你在科学上做了一些贡献。这个话我会永远记得的。我还记得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物理学里头,这个理论跟思想是占什么地位?我事后我当然想了,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想他要想知道,比如毛泽东思想这个话,在这个别的领域里头,是不是也有思想跟理论的分别。
1971年到1973年,杨振宁四次回国。周恩来都请他吃了饭。1974年回来时,周恩来病了,江青请他吃了饭。与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杨振宁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
陈晓楠:那个时候美国那样的社会形态当中,替中国说很多的好话,替新中国说很多的好话要顶压力吗?
杨振宁:回去以后呢,不到几天就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美国CIA,他自己说他是CIA的一个人,他是很友善的态度,他说是听说你最近到了中国去一趟,我希望来跟你谈谈。他就从他皮包里拿出来一些文件,我说请等一等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文件是些什么文件,他那有的文件上面可能盖了图章说是秘密的,他将来回头说你看了秘密的,我并没看清楚,我说等一下,所以我把我的秘书叫来,我让我的秘书也坐在那儿,我们在整个谈话里头我秘书都在那儿,这个事情做得很聪明。
因为杨振宁在美国期间尽量回避了与国防有关的研究领域,才使得他没有被找出什么把柄。在美国各地,杨振宁的公开演讲没有停止,大批华裔学者消除了顾虑,纷纷回到中国探亲。一九七七年,有人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杨振宁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被推选为会长。他们踏足美国的唐人街,希望团结当地华人,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美建交。
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杨振宁和其他华人组织设宴招待当时访美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这个盛会上,杨振宁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
杨振宁: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对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没有两大民族间友谊的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2006年,杨振宁先生获得凤凰卫视等媒体颁发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退休后的杨振宁又回到了清华园,他把自己的住所起名为归根居。
陈晓楠:2009年或者说在未来我们再往前走,中国再往前走更多年,您对这个未来怎么看?
杨振宁:1971年我回来,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又是30年了,这30年的变化,我曾经讲,从前我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1971年我回来的中国是新中国,可是今天我想应该叫做新新中国。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之间的距离,几乎可以跟新中国跟旧中国的距离来比。
陈晓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生的精神追求。杨先生几十年来牢记着父亲的那句话:有生应感国恩宏。而他这一生也在追求着修、齐、治、平的境界。已经走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