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歼十首席试飞员 寻找救命恩人放牛娃
徐勇凌是我国著名的空军试飞专家、歼十飞机首席试飞员。29年间，徐勇凌每一次飞上蓝天，都会想起当年那个救自己命的彝族放牛娃。如果没有当年的放牛娃为他带路，给他做饭吃，也许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蓝天。
29年间，那些拿着苹果、鸡蛋的彝族老乡时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但因为工作保密的原因，他只能把报恩的念头埋在心底。今年1月，他退休后，正式开启了寻找恩人之旅。
经过众多热心人的帮助，近日，他终于找到了当年救自己命的恩人。当他与当年放牛娃手握在一起时，两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徐勇凌29年的牵挂总算放下了，他终于“寻到了恩人”。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图/徐勇凌提供
29年前，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1987年2月19日，到云南元谋某空军训练团不到半年的徐勇凌，进行双机超音速编队训练，即在高度1万米的高空进行编队，然后超音速飞行。但这次飞行却出现了事故。
飞行出现事故跳伞
徐勇凌回忆说，当时自己飞机的左机翼和另一架飞机的右机翼撞在一起，飞机急速下坠。由于失重，他被悬空抛在了机舱盖上，机舱里开始冒出白烟，他在机舱看外面则是天旋地转。“我需要找到弹射把手，弹出机舱，跳伞。但在悬空状态，我根本找不到弹射把手。”危急时刻，徐勇凌用脚勾住了脚蹬带，勉强把自己重新固定在座位上，然后猛拉弹射把手，把自己从机舱弹了出去。“当时我只有25岁，特别害怕。完全没想到会两机相撞，当时只想着逃命。”
弹射出去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在半空中，地面上的山川大地扑面而来。他说，如果不及时打开降落伞，他随时可能丧命。
后来他想起座椅内有一个应急弹射把手，他一拉，伞马上就开了。这时，生命没有危险了。“我跳伞时的高度大约是8000米左右，而我背负的降落伞带有自动开伞和手动开伞两套启动机构。按照设定程序，自动开伞机构的启动高度应在4000米左右，这就意味着我将如同石块般自由坠落约4000米才能等到头顶的伞花绽开。”徐勇凌试图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因为你坠落时有可能是头着地，也有可能是脚着地，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解释说，因为重力加速度，飞行员在自由落体过程中最快速度可达每秒钟60多米，强烈的气流对飞行员的冲击可能造成肢体和面部严重损伤。
“8000米高空气温约为零下30多摄氏度，人暴露在低温环境中，脸也很容易被冻伤。”所以，飞行员就算弹射出舱成功，也经常是非死即伤，没有再重返蓝天的可能性。
情急之下，徐勇凌也顾不得那么多。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可能不要落在山的陡峭处，往平坦的地方落。“要是落在陡峭的山，把腿摔断就完了。降落伞打开以后，比从2楼跳下来的冲击力还大。”落地之前，他双腿蜷曲，做了一个规范的缓冲动作，才落在一个山坡上，没受重伤。他腕表也摔烂了，时间停留在中午12时10分。
“放牛娃”带路做饭救他一命
山坡上荆棘丛生，没有路。他拿着随身带的刀，沿着山脊往上爬，想找个视野开阔点的地方查看地形。但视野30~50公里范围内都荒无人烟，看不到一间房子。当时正值中午，他就向着太阳偏左的方位走去。但走了3个小时还是荒无人烟。“我当时距离机场大概60公里，如果我不往前走30公里，找到当地老乡帮忙，部队根本不可能找到我。我就要在野外过夜。当时白天的温度是15摄氏度，在外面过夜的话，晚上温度肯定是零摄氏度以下，我没有带任何御寒衣物，也没有食物。第二天有可能得肺炎或被冻伤，而当时我的面部已被冻伤，腿也受伤了，需要处理。那我就非常危险了，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按照规定，飞行员在飞行之前不能吃得过饱。6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徐勇凌早已饥渴难耐，体力透支。
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往前走。下午6时许，他瘫坐在泥地上时，看到地上有一个1米长的棍子，看起来像是用柴刀砍过的。“我当时兴奋地想大喊。只要有人，我就有获救的希望。”徐勇凌嘶哑着嗓子喊：“有人吗？”一个八九岁的放牛娃，手里拿着一个鞭子，从荆棘丛后面好奇地探出头来张望，从着装来看是一个彝族孩子。
“小同学，你能不能带我到村里去。”徐勇凌问道。但对方却摇了摇头，听不懂他说什么。徐勇凌见他手上拿着一个作业本，就把他的笔记本和铅笔拿了过来，在上面写下“请带我到村公所”，男童点点头，把木棍和两只小羊都扔在一边，带着他就走了。
两人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男童的家。那是一座土坯房，尽管两人语言不通，但男孩很聪明，他发现徐勇凌脸上到处都是血口子，脸色惨白。两人就用简单的眼神交流，手势比画，徐勇凌用手指着肚子，又指指嘴，男孩知道他饿了。男孩则卷起袖子给他做饭，他拿了两个鸡蛋先炒了下，然后放上糙米饭到锅里炒，十多分钟就做好了。
油香味配上嗞嗞炒蛋的声响，刚刚捡回一条命的徐勇凌长舒一口气，狼吞虎咽吃完了饭。徐勇凌说，那是自己这辈子吃到过的最美味的蛋炒饭了，他一口气吃了两碗。
随后，男童把徐勇凌带到生产队大队部，大队部的院子里已经聚集着四五十位彝族老乡，大家手里的篮子里装着西瓜、苹果、梨，还有馒头和鸡蛋，老乡们听说一位飞行员从飞机上掉下来了，都来慰问。随后，徐勇凌用大队部的电话跟部队取得了联系。“我跟政委说，我对不起党和国家，把飞机摔了，我接受处分。政委说，你能生还就是最大的喜讯。”徐勇凌的心里一下子就暖和了。
退休后寻29年前救命恩人
一个小时以后，车来到了小山村把他拉回了部队。匆匆离去的徐勇凌甚至没来得及问自己的救命恩人叫什么名字，他只是听村民们在聊天时说那个村子叫雷稿村，他想当然认为当地村民都姓雷，在他心中，称呼那位放牛娃叫“小雷”。
回到部队的徐勇凌经过一个多月休养后再度起飞。他和其他飞行员相比，落下了一个半月的科目，训练因此更加紧张。三个多月后，徐勇凌离开了元谋。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元谋。之后的飞行生涯中，他成为我国仅有的几位国际级试飞员、歼十飞机首席试飞员。2016年1月，徐勇凌退休。
“近30年间，我一直都在找他，我要报恩，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想看看他长大以后是去上学了，打工了，还是当老板了。”徐勇凌说，近30年来，自己心中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军人都是血性汉子，知恩不报非好汉。
2016年5月27日，徐勇凌在做一个题为“飞行时代的中国梦”的演讲，在40分钟的演讲中，他用10分钟时间再次回忆了1987年他在元谋县遭遇的坠机事故。讲到那个为他带路的彝族小男孩，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小男孩，他极有可能要露宿在冬日的大山里，甚至丧命。
这一次，他下决心要寻找当时的那个小男孩。5月29日，他连续发了十数条微博。他提供的线索是：男孩当年八九岁，现在应该39岁。随后，还建立了一个26人的寻人微信群。5月30日，元谋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出寻人启事。众多网站转发了这一消息，“寻找雷稿村放牛娃”成网络热门话题。元谋县公安局物茂派出所所长朱银说，元谋县物茂乡雷稿村确实存在，但村里大部分人都姓尹，没有雷姓人家。雷稿村委会隶属于虎溪村委会行政村，虎溪村罗副书记表示，通过对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打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29年前，的确有人救过一名飞行员，还受到村里的表扬，这名男子叫尹正海，今年45岁，在老家务农。
恩人终于找到了，徐勇凌难掩激动的心情。从那时起，徐勇凌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近30年间，每年的2月19日这个日子我肯定会想起他，我在想，如果没有小雷，我可能在山脚摔断了腿，没得吃，没水喝，不能治伤，我可能就此告别飞行队伍。不报答这一饭之恩，总感觉这辈子有些遗憾。”
见恩人比开战斗机还紧张
雷稿村地处滇中高原北部，紫外线格外强烈。山高陡峭，几乎没有树生长，导致山石滚烫，稍不留神就很可能摔下山崖。当年的放牛娃，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尹正海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考得不错。29年过去了，当年的丛林已变成光秃秃的石头山，唯有两人见面时的那棵树，还一直牢牢地扎根在山崖上，似乎也在执拗地等待着见证两个不同世界的人重逢的那一天。
尹正海的思绪被拉回了29年前那个冬去春来的下午。当时，他在水库边上放牛，听到一个微弱的气息，问“有没有人”。看到对方穿墨绿色的衣服，知道对方是军人，但他并不知道对方是飞行员。
29年了，徐勇凌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和小雷重逢的情景，他想到自己可能会很平静，也有可能会泪流满面。为了思量见了小雷后说些什么，他接连三个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先坐飞机，再转大巴，再转牛车，一路翻山越岭，村民们热情地为徐勇凌一行引路。穿过几条小溪、爬上高坡，终于可以看见一座独立的院子，远远望去，一名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站在路口——他就是尹正海。也许知道了徐大哥要来的消息，尹正海的脚步十分匆忙，好像生怕这是一场梦。一个大山深处的放牛娃，何曾想到会被人惦记了29年。
徐勇凌手里拿着歼十战机的模型，他说这是送给“小雷”尹正海的礼物。快到村口的时候，徐勇凌说，他要换一身衣服。穿上墨绿色的飞行服，徐勇凌精神抖擞，刹那间又好像回到了29年前，那个翱翔蓝天的25岁空军试飞员。
越临近见面的日子，徐勇凌越紧张。“还有几步就要到了，越往前走，我越汹涌澎湃，这比我开战斗机还紧张。”
久违的见面终于来了。相见却无言。一个紧紧的拥抱，两个汉子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泪水在眼里打转。最终还是徐勇凌先开口：“你好帅啊，小雷。”尹正海也哭了。“徐大哥，你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