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越野车正在攀爬虎克之路的“天梯”路段。 视觉中国供图
得了抑郁症后，胡子经常想要跳楼或拿剪刀捅自己 。
遇到越野车休息时，胡子便双手合十祈祷，高劲松（右）则沉默不语。
通过虎克之路后，原本一心求死的胡子将脸埋进手中的毛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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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抑郁症画家，一个越野车车手，一个纪录片导演 。
因为“生命中的一次交汇”，3个人共同踏上了一段挑战“死亡之路”的旅程。
颠簸辗转、铁甲轰鸣。在经历了从生到死之后，一度处于“死机”状态的画家，生命得以“重启”。
一个是一心求死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一个是极限运动的狂热爱好者；一个是神智混乱的六旬画家，一个是默不作声的青年越野车手。
“生命中在某一点的一次交汇”，使车手决定搭载画家踏上虎克之路——一条世界顶级的越野车攀岩之路。
地理位置上，它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南麓，由于路程太短、开发太新，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痕迹。
可只有坐在每个螺丝钉都拧紧的越野车上，才会发现，这条长约7公里的路压根就没有路。构成它的，是裸露的岩石、纵横的沟壑、荒凉的峡谷、陡峭的绝壁以及大大小小的坑洼。
7公里，并不长。大约是绕故宫两圈的长度，是北京地铁国贸站到西单站的距离，是时速250公里的动车跑1.68分钟的路程。
可因为太过艰险，在这里，每一秒钟都有可能车毁人亡，许多冠军级车手都曾“折戟沉沙”。
7公里，也许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就是在这样的路上，两天一夜后，在颠簸辗转和钢铁轰鸣中，老人和青年却平安地走了出来。
从生到死之后，老人开始向死而生。他不再成天计划着自杀；他开始学习摄影；他买了一辆越野车，一个人去了西藏和帕米尔高原。
这一切，被一个叫喇西道尔吉的导演记录了下来，并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七公里》。
抑郁画家
与一般纪录片不太一样的是，道尔吉既是《七公里》的记录者，也是此次“生命交汇”的促成者。
他和《七公里》的主人公——“胡子”老人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不过，一开始，他们并不认识，他也没想过要拍纪录片。
他只是单纯地，“想帮老人一把”。
道尔吉经常在小区里，看见一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老头儿。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老人一家后，他才知道，原来这老人是一位因脑炎引发抑郁症的画家。
2007年，胡子得了脑炎后，医院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有70%的死亡率。他经常双唇紧闭，双腿跪在地板上，用力捶打自己，发出呻吟和尖叫声。因为神经末梢的绝缘体——髓鞘脱落，疼起来时，他“浑身像火烧，像虫子满身在爬”。
但胡子顽强地挺了过来。
可因为脑炎后遗症，他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差。他开始出现抑郁症行为，不愿和人接触，整日卧床。有人来家里拜访，他也自己一个人躲在卧室，不出来见人。
镜头里，胡子穿着白色背心，佝偻着身子，迈着小碎步，呈现出病态的虚胖。他亲手把自己之前的所有画作损毁干净，一张不剩。他经常想要跳楼或拿剪刀捅自己。锋利的刀尖差点刺入心脏，在他的左胸留下了一条约5厘米长的切口。
道尔吉知道抑郁症的可怕之处。
他曾是中国早期摇滚乐队——穴位乐队的贝斯手，和黑豹乐队主唱窦唯、“鼓王”张永光是同时代的音乐人。后来，由于给纪录片大师刘湘晨的作品作曲，他开始对纪录片产生兴趣。出于对高原文化的热爱，他一个人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拍了10年的纪录片，一度与雪豹和牦牛为伍。
很多朋友都以为他死了。可当他2007年回到北京后，却不断听到朋友去世的消息。“很多原来音乐圈的朋友得了抑郁症。一些跟我很密切的伙伴，都因为抑郁症走了。”
张永光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人称“三哥”的鼓手，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之一。道尔吉和他是经常见面的朋友。
2014年，当时道尔吉正在拍摄自己独立制作的电影，从片场走出来，就接到朋友的电话，“你知道吗？三哥走了”。
一开始，他还以为三哥是因病去世。后来，相熟的朋友告诉他，三哥患抑郁症好多年，是因为抑郁症自杀的。
听到抑郁症的次数越来越多，道尔吉上网看新闻时，也会不自觉地打入“抑郁症”3个字。
他这才知道，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一旦得了抑郁症，人通常会丧失活力，容易焦虑，变得思维迟缓，自觉无用、内疚或绝望，还要忍受常人想象不到的身体痛苦，比如失眠、头晕、胸闷、气短，甚至产生自残或自杀的想法。
道尔吉恍然大悟。前几年接触三哥时的“种种不正常”，可能都是抑郁症所致，比如人称“鼓王”的他，却一直说自己水平不够；比如他明明能很流畅地演奏曲目，却总在事后不断地埋怨自己，打得不好。这与他记忆中那个“骄傲的、果断的，自信的”三哥，完全是两副样子。
更让道尔吉震惊的是，全球竟然超过3亿人患有抑郁症，其中，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就有9000多万。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的人数更是高达100万人。
可因为对疾病的认知不足，很多人以为抑郁症只是心理状态不好或是患者性格软弱。再加上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偏见，很多患者不愿承认自己患病，更不敢让人知道。我国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30%，就医率不足10%。
就连《七公里》的制片人之一高明一，在拍摄之前也以为，抑郁症只是一种矫情。日常生活中，他也会常常和人调侃，自己抑郁了，“把它当成笑话一样来讲”。
道尔吉开始担忧，“怕有一天在小区内，见不到胡子老哥了”。
认识“极限”
见到道尔吉时，刚下了一场滂沱大雨 。
在北京回龙观一个小区的十字路口，一辆高大的Jeep牧马人显得格外扎眼。车门打开，道尔吉从车上下来，身材高大、肌肉壮实，发型有些奇特。
他正要将一幅画送去装裱。坐在副驾驶位上，记者才端详出他的奇特之处。他蓄着三撇胡子，剃光了头顶、鬓角和颈后的头发，只在前额骨的地方，留一簇头发，头部两侧和后面的头发则编成两条辫子，垂在耳后。
这位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蒙古族汉子，开着一辆高大的吉普车，穿梭在北京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像是草原的牛群，突然闯进了都市。
因为同样爱好越野车，道尔吉认识了高劲松。
在越野车爱好者的圈子里，高劲松是神一样的存在。再难走的路，他也能很平稳地通过。虎克之路就是他领着18个人，用了60多天，靠大锤、风镐和绞盘开凿出来的。一批美国“雷神之锤”级钢管车的顶尖车手，将虎克之路的攀越难度评估为8到9级，距离最高的10级只差了1级。
2015年初，高劲松邀请道尔吉去参观虎克之路。道尔吉央求高劲松，能否坐在副驾驶位上，体验一下。
道尔吉自认为是个勇敢的人。他干过太多不要命的事儿了。
年轻时，他在8月回到草原围猎，遇到42匹狼的狼群，没有发过怵；在大兴安岭深处，他遇到大狗熊，能想到办法应对；在攀登天山山脉的博格达峰时，同伴脱钩，连带着他一起拽下去，40米的缆绳悬空吊了半个小时，他没有害怕过。
可当他坐在高劲松的越野车上，攀越虎克之路最难的“天梯”路段时，他“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
“生理上受不了，吓得差点尿裤子。”越野车在攀爬过程中，几乎是呈五六十度的斜角立着的。坐在车上，道尔吉只能看到天。
“在车上，经验、体能、智慧全都没用。感觉特别无助，谁也帮不了你。”坚持了不到一分钟，道尔吉就忍不住要求下车。
这种恐惧，让道尔吉想起了他在网上看过的一个“偏方”：极限运动对抑郁症患者有帮助，“也许在死亡边缘，能让抑郁症患者产生新的生命观”。
一个想法闯入脑海：有没有可能让高劲松带胡子老人，来走一趟虎克之路？
没想到，听完道尔吉的话，高劲松“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走了”。
过了几个月，道尔吉去银川看他，又提起这事儿。高劲松才说道：“大哥，你这是在做梦。你不了解我们这个运动。”
高劲松的理由很充分。“第一，这个运动不允许载人，违反行业规定；第二，胡子神志不清，签不了约，我负不起责任；第三，万一出了事，我怎么跟他老婆交代？第四，我带他走一趟，行业内会说我逞能，我的名誉就没了。”
道尔吉这才打消了念头。
可过了半年，正忙着电影后期制作的道尔吉，突然接到高劲松的电话，“胡子还好吗？”
“还在呢。”
“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你让他来吧，我带他走一圈。”
道尔吉一脸吃惊，“你带他走哪儿？”
“你不是让他走虎克吗？我想先带他去巴丹吉林沙漠适应一下。”
“高劲松为什么突然又同意了？”道尔吉也问过高劲松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回复。后来，道尔吉从旁人那打听到，有一回，高劲松挑战一个新攀岩点，越野车几个后空翻，滚落山下。
“按理来说得丧命了，结果他连皮都没擦破。”坐在自家的木椅上，道尔吉猛地抽了口烟，吐出烟圈后说道，“老天爷重新给了他一次命，他很感恩。”
走出沙漠
说来也奇怪，6个月不出门、不见朋友，谁也不理、谁的电话也不接的胡子，就看见高劲松的电话，“觉得不能不接”。
在家里没有一点生气的他，一到高劲松这儿，用胡子自己的话说，“立刻就活了”。
“高劲松，选这个地方，选这个地方啊，真是一个仙境。”镜头里，胡子戴着遮阳帽、穿着黑色背心，正拿着手机，饶有兴致地拍照。相比过往，他步伐平稳得多，气色好了许多，脸上也有了笑容。
他还会开着吉普车，在黄沙上狂奔。刚刚从高劲松那学来一句，“不要锁车门，这样车即使翻了，人可以从里面出来”，他立马就“现学现卖”，讲给道尔吉听。
“你敢不敢跟他走一趟？”趁着休息的间隙，道尔吉拿着摄像机对着他问。
胡子坐在沙漠的石块上，一拍大腿，露出笑容：“你怎么老说这种……这种……这种废话。没问题嘛。这个……这个真是……真是……那求之不得嘛。”
在胡子的妻子看来，胡子一辈子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硬汉，在高劲松那，他又重新找到了战斗感。
“我非常信任高劲松，他没有问题。”在看了高劲松进行越野车攀岩的视频，了解了该项运动的危险性后，她犹豫了很久，才最后迟疑地说了一句。
直到这时，道尔吉才产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并决定亲自掌机拍摄。
不过，胡子的“求之不得”，却是高劲松团队其他人的“唯恐避之不及”，尤其是和高劲松搭档多年的越野车攀爬运动职业指挥员王厉。在这项运动里，因为看不到地面，车手的眼睛几乎是“瞎的”。他更多是依靠车外指挥员的指令和轮胎摩擦岩石的声音判断着前行。
“我从潜意识里是反对的。我不敢带。我不敢带。”王厉坐在一间台球室内，手里摩挲着一根台球杆，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尴尬地对镜头说，“我没信心带他上去。”
在王厉眼里，胡子的行动和语言组织能力都不太好，人有时候又糊涂，带着他玩，完全是出力不讨好的事。
胡子的到来，确实带来了许多麻烦。
高明一记得，去巴丹吉林沙漠那天，通知是早晨6点在高劲松的店里集合。5点50分时，胡子就来了。结果到了要出发时，人不见了。10多个人找了将近1个小时，才在修理厂找到他。
进沙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需要“像军队一样严格的纪律”。沙漠人烟稀少、缺乏水源、没有信号，一旦在里头走丢，别说胡子，就连健壮的成年男性，也可能葬身于漫漫黄沙。
可胡子却多次“无组织、无纪律”，经常一个人就“消失”了。有一回，全队的人出去找他，结果发现，他一个人躺在一个水泡子旁，打开手机，正听着贝多芬。
但高劲松仍然没有退缩。
道尔吉也没想过放弃。况且他也不好意思放弃了。“进一次沙漠，成本很高的。走一趟虎克，回来后车子零件全部得换，可能几十万、上百万元就没了。这些全部是劲松承担的”。
“很多人怕承担责任，但高劲松和道尔吉都愿意承担。这是需要勇气的。”高明一坐在自己公司办公室的茶几对面，抿了口茶说道。
其实，整部纪录片前前后后，花了200多万元，没有投资人，全是道尔吉、高劲松、高明一和王秋云几个人自己掏的腰包。“纪录片很苦的，基本不会盈利。从没想过要收回成本。就是喜欢，并且有能力，那就去做。”高明一解释道。
胡子的妻子也说，刚开始他们都不想带他，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产生了一个感情的连接。
开进“虎克”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话，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某种程度上，越野车也不能两次开进同一条虎克之路。因为虎克之路是麻岩结构，岩石非常软，细节形态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夸张一点讲，撒泡尿，地形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也就意味着，车手每一次面对的，可能都是一条全新的路。就算是其发现者和缔造者，高劲松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能安全地通过。
不过，2015年9月18日上午9点，高劲松还是搭载着胡子，开进了贺兰山。
在这样的环境下拍摄，“没有架机位的地方”成了最大的难题。越野车攀岩运动规定，越野车侧向50米、纵向100米以内不能有人，“因为你不知道一脚油门下去，会走多远。如果摄影师在车子周围晃悠，会给驾驶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道尔吉和高明一等人花了两个多月，完成了前期拍摄和环境考察，徒步走了好几遍攀岩路线，最终找到几个固定的可以隐藏的拍摄点。
为了不给高劲松增加压力，所有的拍摄点都瞒着他。在一个山体与巨石的狭小通道处，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为了拍摄更完整，原本是制片人的高明一躲在石头缝里，架起一台摄像机，协助道尔吉和副摄影王成辉。几吨重的“钢铁巨兽”就贴着他的眼镜，低吼而过。
万一轮胎打滑，高明一很可能就被岩石和车子挤扁。
不过，压力最大的还是高劲松。他不仅要随时听王厉在车外的指挥，还要照顾第一次上越野道，时不时把手、头探出车窗外的胡子。
没有高速的行进，没有漂亮的漂移。在虎克之路上，车手每踩一脚油门，每打一次方向盘，都得小心翼翼。越野车在沟壑纵横中，以极低的速度攀爬。稍不留意，就有可能侧翻或坠毁。
大量的特写镜头记录下了，这辆“钢铁巨兽”在缓慢腾挪中的一声声呼啸。在攀爬一块巨石时，油门稍微一松，车子就后退；油门稍微加大，前轮就悬空转动。有时候，车轮陷入沙坑，车子左半边的轮胎就立了起来。
一路下来，车子的后视镜飞了，油漆也完蛋，后保险杠面目全非，装在车厢里的摄像机，更是被碾碎了6台。
胡子坐在副驾驶位上，早已满脸浸汗。他不停用毛巾擦着汗水，用手整理着因为过度倾斜快要脱落的帽子，嘴里嘟囔着“哦，我的天哪”。
遇到越野车暂停休息，他便双手合十，闭上双眼，抵着额头祈祷。车上的他和之前那个说“迫不及待”的他，完全判若两人。因为高度紧张，需要不断休息，平时只要两个多小时的路，高劲松载着胡子足足走了两天。
王厉还一度因为心理压力过大，退出了3个多小时。后来，才因为极度担忧又重返现场指挥。
第二天17点，高劲松和胡子终于通过了虎克之路约6.3公里的路程。
在他们面前，只剩下最难的“天梯”路段了。
攀越“天梯”
所谓的“天梯”，其实就是一条因常年流水形成的V字型石沟。大大小小的圆石如一个个巨型石蹬，排列在石沟两侧，以五六十度的坡度，从天际直挂下来。
这是要让越野车长出脚的节奏呀。
纪录片中有一个片段。一辆越野车爬到半山腰的位置，前面两个轮子，突然脱离了岩石，向后仰起。几乎是一瞬间，整辆车失去平衡，轮子支撑不住车子的重量，车子向左倒空翻，四轮朝天。刚听见车子砸到岩石的巨响，越野车就已经连续翻了好几个空翻，滚落到山下了。
王厉的担忧增大到了极点。
“不管怎么着，我这次一定得安全地指挥上去。”事后，他面对镜头，依然不住地摇头，“下次再也不要来了。就这一次，别再来这种事情了。我真的是很受不了。”
高劲松依旧沉默不语。这位戴着黑色墨镜、拥有古铜色皮肤的西北汉子，从山脚下的地面开始攀越了。
4只放掉气的大轮胎在石面和沟壑中扭动着，它要不断翻越1米多高的巨大圆石。路面极其陡峭，车子往前蹿几步，紧接着就往后退几步。车向上爬坡的时候，仰起45度角，似乎要直奔天空而去；向下的时候，又像极了一架俯冲的飞机。
车内的胡子紧紧抓住扶手，闭起双眼，张大嘴巴，在车身的剧烈颠簸中，不住地喊“啊……哎哟……”。他吓得脸色惨白，额头和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是揪成了一团。
“少活了10年。至少少活了10年。”胡子咬紧了牙齿，看起来似乎全身要散架了。
这一幕完全在道尔吉的意料之外。他觉得，“太阳出来了”。
“你想，一个一心寻死的人，却开始抱怨自己少活了10年。这人对生命有了另一种看法了。”道尔吉说完这话，用手拨动了几下怀里的吉他，悦耳的旋律便流淌了出来。
等到17点45分时，车子已经爬上了大半段的“天梯”。王厉再次调整胎压，高劲松准备做最后的“冲刺”。
引擎的低吼声、钢铁的撕裂声、轮胎摩擦岩石的吱呀声、整辆越野车发出的金属声，或此起彼伏，或交织在一起。
在向后退了几步后，高劲松加大油门，翻越了“天梯”的最后一道“关卡”。
“哦，上来了！哦，上来了！我以为，唉，吓得我眼睛闭着。”胡子睁开眼，高兴地叫了起来。
越野车冲上坡顶，停在蓝天和黄色岩石构成的天际线处。
胡子终于忍不住了。他将脸埋进手中的毛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一向沉默的高劲松也掉了眼泪。
高劲松打开了音乐，想缓和气氛。播放的正好是一首叫《grow》的歌曲。纪录片中，黑白色调又恢复了彩色，胡子的哭泣也成了静音画面。
但道尔吉听到了胡子和高劲松的对话。
“我一直想谢谢你。我曾经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我重新活了一次，我想说谢谢你。”胡子说，“我就是个孩子，我现在才意识到我60岁了。”
“你只有40岁，你没有60岁……”高劲松也伸出手，扶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经历了虎克之路，胡子不再发疯似地计划自杀了。他的精神状态逐渐好转。他开始学习摄影，拍了许多民俗照片。在跟妻子磨了两年后，他把准备用来养老的房子卖掉，买了一辆吉普车。
家人也开始积极地让胡子定期跟着高劲松进高原，但虎克之路只走了那一次。胡子希望，自己接受系统训练之后，能自己挑战虎克之路。
尽管从医学上，并不能证明胡子痊愈了。“抑郁症随时有可能复发。也不能说明是越野车攀爬治好了抑郁，可能只是刚好到了他的治愈期。”但道尔吉觉得，这已经足够。
为了引起更多人对抑郁症的关注，他还特意在纪录片的片尾打上这样的字眼：向生命致敬。献给我的那些因抑郁症而离去的朋友们。
在今年的一次纪录片分享会上，著名电影人高军说:“这部纪录片的价值，不在于极限运动是否治愈了抑郁症，而是有这么多人，愿意陪着一个‘疯老头’玩。”
道尔吉更愿意把生命当成一段程序，“胡子在那一阶段死机了，我和高劲松，我们这帮人只是帮他重启了一下”。
这两年，胡子一个人开着越野车，去了西藏、去了云南、去了帕米尔高原，在全国见了好多山。
但在他的记忆里，“贺兰山是最美的”。
除署名外，本版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