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9日报道 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近期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的系列文章“我人生里的中国”，通过讲述他与中国的渊源，以时间轴的形式来看近7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本网将陆续刊载该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我人生里的中国”系列1：上世纪50年代 “中国=贫穷”等式盛行西方

“我人生里的中国”系列2：上世纪60年代 中国似乎是“完美”样板

“我人生里的中国”系列3：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发展扭转西方成见

此文为该系列文章第四篇，原题为《我人生里的中国——个人旅途：20世纪80年代》。原文摘要如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英国一所大学的历史系转投法国的英士国际商学院。彼时，这所学院觉得有必要找一个了解亚洲的人指导工商管理硕士班的学生和公司高管了解世界那头的拉动力量以及动态。

日本那时是人们关注和理解的重点。大家纷纷出版关于日本管理诀窍的书刊。

日本商界领袖大前研一出版了一部著作，名字叫做《三大强权：全球竞争新态势》，大前研一在书中提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战略家来说，全球一共有三个关键市场——分别是美国、德国和日本。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太重要。

那时，日本占用我的时间如果没有一半以上，也大概有一半了。整个80年代加上90年代前5年，我至少平均一个月去日本一趟。

慢慢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亚洲四小龙”——本网注）和亚洲其他地方开始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占用我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去中国内地是在80年代初。

在英士国际商学院，我们推出一个面向公司高管的项目，名字叫做“在中国经商”。虽然那个项目非常成功——那是欧洲企业探索中国的时期——其实没有多少材料依据。

跟中国做生意在当时更多是一门“神学”——或“法术”，而不是科学。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真正探访是在1982年，那一趟，我去了深圳、广州和厦门。

除了以顾问身份陪同法国一个商界代表团外，我还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以及厦门的一所学院做了几次讲座。

那是鲁莽岁月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有一天，在中山大学完成一次讲座后，学生们问我晚上能否跟他们一起去蹦迪。

虽然我本人从来不怎么热衷蹦迪，但是在1982年的中国参加蹦迪，这种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当我到达指定地点时，我发现学生们都在听音乐——要不就是在瞎转悠。

我的到来引起显而易见的欢呼雀跃，其程度在我平生受到的礼遇中是罕见的。学生们解释说，主要是因为他们虽然有磁带，却不知道怎么跳。我能跳给他们看看吗？万幸当时认识我的人中没有一个在场目睹那场“洋相”。

过去25年里，我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多了。后来，我去中国比去任何国家都频繁——平均一年有6次，我的学术工作大概约有40%致力于研究中国或者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大。

相比之下，我几乎不再去日本了。不是刻意而为，而是因为世界的重心发生了变化。

过去15年的日本是一个相当阴郁的地方——在智力产出和全球大视角方面尤其如此。日本变得对外界漠然、孤僻、轻全球主义而重民族主义——同一时期，中国对外部世界却越来越开放。

中国崛起向超级经济大国发展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真正腾飞其实是从10年前才开始。

中国发生的变化——不管是全球贸易投资还是城市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都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基本上是从一穷二白崛起为世界领先贸易力量的，并且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年年跻身全球前列。中国经济越来越庞大的全球影响力延伸到了所有大陆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