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孟冰编剧、宫晓东导演、陕西人艺演出的话剧《平凡的世界》正在开始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巡演。而这一次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话剧改编，必将带来一次为人民而写作的艺术观念的再次复兴，它也必将成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具有引领作用的一次艺术实践，并且极大地召唤了路遥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的“在场感”。

    话剧《平凡的世界》开场于剧中人田福军和田晓霞对他们这些“人物形象”在今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价值的讨论，赋予作品中人物以穿越历史的“存在的信心”，这是剧作改编者对路遥及其作品的意义的直接而崇高的评价。

    这种在场感，更在于话剧剧作在小说原作的基础上，继续呼应“人民”写作这一伟大的命题。话剧《平凡的世界》不仅没有因为时代变迁淡化路遥原作中的这一主旨，而且呼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和愿景，以艺术创造有责任回答当代人民最关切的问题的气魄和胸襟，重申文艺创作对这一主旨的理解和担当，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话剧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种气魄、胸襟、理解和担当，既感人肺腑，又激励了一种“在场的”文艺创作者的政治抱负，同时允诺了今日的小说读者和话剧观众对文学与共产党人形象之间的正面联系的价值判断。

    与上述思想主旨相匹配，话剧《平凡的世界》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相当突出。剧作大胆使用了近年来被微妙否定的“宏大叙事”的声音，向观众播报了每一段故事所发生的历史年份和当年的国际国内大事，同时，在故事发生过程中，总有几名带着面具的“群众”，出现在故事现场。这正是路遥的历史认知：他一方面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根本性推动者，又认为领袖、权威的存在，对于历史关键点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这种历史观在话剧中被得到了简约而有力的延续和继承。

    话剧《平凡的世界》还将作家路遥的形象带到了舞台上。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需要剧作者超凡的艺术勇气。因为让作家站出来说话，这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文学写作上，都是备受质疑的，这样的做法似乎意味着创作者对自身创作意图过度明了的解读。但剧作《平凡的世界》中让路遥“在场”，这一设置却并非为了解读，而是为了呈现，呈现今日的读者、剧作改编者对于路遥这一艺术家形象的理解和致敬。这一理解和致敬，跨越了人民性写作被忽视的数十年的时间，也强烈地撞击了久违了这一赤诚的剧作理念的观众的心（他们同时也是久违了这一写作理念的千千万万的读者）。

    再者，从剧作的结构看来，话剧《平凡的世界》既是简洁经济的，又极富戏剧张力。由孙少安、秀莲、田润叶和李向前这四位人物构成的一组爱与被爱、爱与忠诚、被爱与道德的坚守；孙少平、田晓霞、师傅和师娘这四位人物之间所存在的理想、事业、生存、欲望之间的互补性存在；润生和红梅之间，平凡的温暖与骄傲的外在美之间的艰难融合；田福军和田福堂这一对兄弟，他们分别代表的对小家的兴旺和对国家的富强的双重希冀……这几组关系，既提纲挈领地观照了小说原作的总体结构，又很有效地适应了舞台演出的需要，表现出话剧改编者超群的结构把握能力和激发戏剧性张力的娴熟技巧。由于这几组人物都担负着最强烈的矛盾冲突，对于演员的表演能力考验极强，但是演员们都很好地阐释了他们的角色。

    除了上述在思想上、剧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外，该剧的舞美视觉设计也非常有创造性。比如使用了360度旋转舞台，既将碾子、山坡、乡间小路和窑洞这些陕北地区独特的事物融汇在剧作中，又能借助舞台的旋转，表达历史的重生和时代的发展这样的深意。不过，仔细斟酌，也还能发现该剧尚有非常细小的一些技术处理需要进一步改进，比如在进行时间交代的过程中，有些部分显得冗长：孙少平初次来到城市的时候，以邓丽君的歌曲《小城故事》作为背景音乐对城市生活百态所进行的呈现，因为使用了一首完整的歌曲的时长，这对于需要特别节约篇幅的长剧来说，就显得有些奢侈了。类似的处理在剧中还有一些。但因为这一次的话剧改编和正式演出刚刚开始，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征求各界观众的意见，相信在未来的演出过程中，该剧时间的使用和空间的转换，一定会越来越合理，对小说《平凡的世界》这一最赤诚的人民写作的舞台呈现，也会越来越完美。

    不久前，陕西人艺成功地将小说《白鹿原》搬上了舞台，今天，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话剧改编，既是对陕西当代长篇小说“舞台化”演绎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艺术实践，也是对艺术创作的人民性立场的坚定彰显。

    （作者：裴亚莉，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