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政府在娃哈哈事件中的态度值得肯定

　　随着广东、海南的全体娃哈哈销售人员及经销商250余人集体签名，坚决抵制达能公司的恶意并购目的，坚决不同意宗庆后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职务，拒绝接受达能公司派来作为合资公司的董事长范易谋一案发生（详见6月19日《信息时报》），法国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矛盾日益火爆升级，我注意到，即使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杭州市政府依然不改初衷——让市场的事交给法律去办——只作壁上观，不声援也不支持。

　　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娃哈哈是落根在杭州市政府地盘内的大公司，其效益好坏直接影响到当地的产值，事关官员的政绩，在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纷争中，杭州市政府竟能按兵不动。有趣的是，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的娃哈哈，宗庆后的激烈态度尚未等来杭州市国资委的出面表态，倒是宗庆后在西部省份开拓的非合资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明确表示了声援。商务部的态度——不会以垄断为由干预，而会让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自行解决——可以理解，但杭州市政府迄今为止一直不表态，也没任何声援宗庆后的言论举动，这多少会让宗庆后及娃哈哈人感到失望和难堪，也将诸多不解疑惑留给了外人。

　　值得注意的是，宗庆后此次高调出击，打的是维护民族品牌的旗号，其表达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即便如此，杭州市政府依然不为所动，这点尤其发人深省。从特殊的国情出发，诸多企业家习惯了一旦与同行或合作伙伴发生纠纷，总喜欢用政治化操作手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来刺激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敏感神经，以求得道义上的同情和行政力量的支持，这常常成了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借经济利益来表达爱国主义，把商业问题政治化，这是中国商人惯用的操作手法，在现时代依然有效，且不易改变。

　　这种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商业争端的操作手法，其危害显而易见。它不利于企业的自身发展，助长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以为行政力量是万能的，只要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就能占有市场先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惜做出损害游戏规则的事，于是常做出不守信用和合同的事。他们一方面轻视规则意识和法制观念，一方面迷信政府的权威和官员的权力，其结果是不利于自身成长，同时也损害了商业环境。所以在我们这里，企业家常常是作为一个或半个政治家周旋于政府部门和官员之间，谁与后者走得近，谁就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多少不公平的商业竞争由此而来，多少信用体系由此遭到破坏，中国的市场经济迟迟不能发育成熟，不能在法治环境中有序运行，企业与政府不能保持适当距离是一个重要原因。达能之所以选择在瑞典和美国起诉娃哈哈，顾忌的恰恰就是这层——来自政府的干预。

　　但从杭州市政府眼下的态度分析，达能多虑了。杭州市政府已今非昔比。在浙江，上至省市领导下至县乡官员，他们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参透了政府与企业的发展关系，即政府的行政干预少了，则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企业自由度大了，资本自由化程度就高了，从而在企业家精神得到培养生成的同时，企业就能获得长足发展。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蓬勃发展，其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各省市前茅，不能不归功于此。

　　去年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公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10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报告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越少，企业自由度就越大；相对于较为稳定透明的法律框架而言，不透明和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越少，则企业自由度越大。”浙江这几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越来越使包括杭州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深信，必须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缩小政府行政范围，使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把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政府只须恪守其基本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至于企业的事就让企业自己去解决。

　　从此次杭州市政府在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所持态度中，我看到了杭州市政府正在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决心不再用行政命令去干预市场，放手让企业自己去解决问题，这种理性态度符合现代政府的执政理念，值得肯定，也值得各地政府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