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以时代理性审视牙防组问题

    作者：杨耕身

　　6月19日《京华时报》报道，在近日卫生部召开的牙防工作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说：“牙防组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牙防组的元老们则坚持认为，比起牙防组做过的很多事情，违规认证只算是个小问题。“牙防组应该体面地退出”，年近70岁的牙防专家王鸿颖失望地说。

　　面对牙防组这样一个在政府资源与商业利益面前左右逢源的“怪胎”组织，面对它财务混乱与缺乏监管的状况，面对其严重损害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事实，卫生部组织的这个研讨会，竟然成了“喊冤”会，不仅不以反思问题为重点，反而做出“成绩是第一位的”定论。这种说法，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多么的不合适！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为何丧失了体制反思的能力呢？

　　其实，没有人否认牙防组曾经做过的贡献，但这种“贡献”难道不是当时成立牙防组所要完成的任务吗？正如一名

卫生部高官反问的，“设立它的时候，谁能想到它会搞认证呢”？然而，最终牙防组却被爆出违规收取“认证”费用208．5万元，而且在没有取得认证许可的情况下开展了牙膏功效技术评价活动。当然，这些违规事实目前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为违规付出代价。

　　牙防组的元老们需要正视的一点是，舆论一直以来对牙防组问题的批评和关注，其实是对其作为一种体制现象的理性思考。首先，牙防组既不是行政职能部门，也不是经民政部批准备案的民间协会组织，却承担起一些主管部门委托的职责，在政策上居于垄断的地位，成为一个体制性怪胎。其次是关于监管。在部门利益的驱使和政府行政部门条块分割的背景下，在对认证机构的管理缺乏力度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监管漏洞，尤其值得反思。最后，类似牙防组的机构，在一些职能部门仍然大量存在。

　　对于这些牙防组背后的问题，难道不应深刻反思吗？如果我们今天仍不能正视这一切，不能从体制层面反思，权威性的认证机制就难以建立，类似牙防组的问题也就可能重演。这恐怕不是牙防组元老们愿意看到的吧。

　　我们知道，现代政府的构建，必须回归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服务以及公开透明型政府理念上来，而相关认证与中介机构的建立，也必须回到中立、非营利性上去。由此而言，牙防组18年来的命运，正深度契合了中国改革的进程，这就是，它曾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必要的产物”而存在，也必将因

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大而被抛弃。因此，今天，更重要的已经不是去论证牙防组的历史功过，而是必须认清一个时代的发展逻辑与法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