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峰：追问黑砖窑事件别追出地域歧视

    作者：高永峰(上海 市民)

　　这种唯地域论思维盛行的结果就是遮蔽人理性的双眼，对问题本质的追索从极端走向极端，扩大打击面，加大地域间的非理性对抗。

　　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反映出来的虐待奴役外地童工问题，连日来各地媒体连篇累牍声讨此事。然而，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警惕的苗头：将事发地山西悲情化妖魔化。6月18日某报发表了《黑砖窑折射出的“山陕现象”》一文，作者将黑砖窑与包身工、矿难、配冥婚相联系，再将陕西省扯进来，将黑砖窑出现的原因归咎于“山陕现象”。

　　这个“山陕现象”的提法非常不严肃。作者是这样论证的：“秦晋所在的中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腹地，农耕文明整体沦陷，他们跟不上工业文明的步伐，只能去挖掘地下的初级资源。而农民是法治博弈能力最低的社会人群，所以这里的法治特别的孱弱，公权最少制约，黑矿主、黑窑主得以各寻保护伞，明目张胆违法犯罪，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而山陕的农民故土意识又特别深厚，不愿远离家乡出外打工”。由此作者认定“所以矛盾在当地的煤矿中集中爆发”。

　　姑且不说秦晋煤矿中外地打工者数量居多，本地人只占很小一部分——自然不存在本地农民将矛盾在煤矿集中爆发的可能。单就农耕文明的所谓“沦陷”说而言，农耕文明不是秦晋所独有，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曾经的基本架构。农耕文明的式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必将代之以工业文明，不存在“沦陷”必然带来法治的孱弱与公权的放纵的问题。

　　所谓的“他们跟不上工业文明的步伐”的说法完全是睁眼说昏话。今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中，如果京津沪港澳台地区不参加排名，2005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排名前10位的地区为：浙江、江苏、广东、辽宁、福建、重庆、山东、黑龙江、吉林和山西。陕西在15名。如果这样的排名都算“跟不上工业文明的步伐”，那么作者所说的工业文明概念就有脱离中国国情漫天开价的嫌疑。

　　由此作者悲天悯人地认定说：“山陕现象”是令人震惊的警告，这里的民生特别的艰难，这里的生存特别的艰辛，中原的苦痛是中国农耕文明陷落、人民无所依靠最集中的反映。什么叫“人民无所依靠”？人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了吗？这无异于告诉世人秦晋两省是人间地狱，两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山西黑砖窑的“黑”生发出秦晋两省的暗无天日，实属典型的妖魔化思维。

　　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进一步殃及无辜：“与山陕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河南、安徽等省的状况”，甚至津津有味地抛出了自己的私房话：“珠三角的治安问题本质上是各地农民生存问题在其打工聚集地的集中反应。”到此作者的地域歧视意图暴露无疑。

　　每个省都有俊杰，也都会有亡命之徒；每个省都会有贪赃枉法之事，公权力都可能面临践踏的危险，都存在一些人寻找保护伞及另一些人成为保护伞的可能性。贪婪与私欲没有地域之限，没有种族之分，不能因为某地发生大案要案，就要把某地来个掘地三尺，探究是否地域风物及人的DNA中到底躲藏着怎样的邪恶基因。这种唯地域论思维盛行的结果就是遮蔽人理性的双眼，对问题本质的追索从极端走向极端，扩大打击面，加大地域间的非理性对抗。

　　山西黑砖窑事件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既要追究事件中各方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又要追究事件前后种种为虎作伥、推卸责任者的责任。同时，还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死灰复燃问题。如果，不明就里地搞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怪论，只会徒添一些地域间相互攻讦而来的堵气、任性和自我保护等狭隘之物，帮闲添乱，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