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反思黑砖窑经济产生的根源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山西“黑砖窑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立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随着调查处理工作的逐步深入，这一事件所暴露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追问与反思。

　　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包括：山西洪洞县这一拐卖童工的非法链条是如何形成的？当地黑窑是否存在“官窑勾结”现象？有没有当地政府官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政府部门如何有力惩处相关当事人以及涉案官员，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不难想象，其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成因。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事件的真相将大白于天下，问题的答案也自然会水落石出。

　　与此相关，我认为反思“黑砖窑事件”，还应当追问：为什么黑砖窑包工头如此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乃至不惜以拐卖童工、拘禁人身自由形式达到目的？换而言之，和事件涉及的社会道德、法律问题一样，“黑砖窑经济”也值得高度关注。

　　据昨日《新京报》报道，催生“黑窑童工”的市场根源在于“无序竞争”。报道提到：低门槛加上近乎“稳赚不赔”预期，吸引当地人一窝蜂建窑烧砖；市场的激烈竞争，又使得窑主或包工头最终通过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等畸形手段压榨劳工。换句话说，市场恶性竞争驱使窑主或包工头为了“在狭窄的利润空间攫取利润”，将降低“人力成本”当做了竞争手段。

　　这确实是“黑砖窑经济”的根源之一。也让人看到，丧失市场理性的低成本竞争，要么走向伪劣产品经济，要么就是灭除人性，导致类似于“黑窑童工”这样的悲剧。市场上频繁出现的“黑心产品”，可以说是前者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近年来曝光的那些“血汗工厂”，距离“黑砖窑经济”，也不过仅一步之遥。

　　还要看到的是，市场恶性竞争的说法并不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砖窑大多层层转包，窑主下面还有包工头，包工头下面甚至还有“黑包工头”。有的包工头自己干活，有的包工头却是不干活甚至不参与经营，而是转包给其他人，从中抽取固定利润。

　　这说明当地制砖业尚有一定利润空间，但各种势力参与争利，最后才使得“人力成本”降无可降，导致“黑窑童工”悲剧。进而言之，缺乏市场监管更是“黑砖窑经济”产生的重要根源。报道也提到，当地来自政府的监管实际上“形同虚设”，偶尔来个收钱的，也就几百几千块钱，“再吃吃饭就可以了。”当地政府部门不仅没有起到市场监管作用，反而将砖窑当做违规收费的“冤大头”。——层层分利之下，当地制砖业不走向“低成本恶性竞争”才是怪事。

　　总而言之，山西“黑砖窑经济”的产生，不仅在于当地砖窑市场缺乏理性的低成本竞争模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市场监管缺失，导致市场竞争规则乃至市场道德底线付之阙如。正是在市场规则与政府监管双重缺失下，“黑窑童工”才成为当地“黑砖窑经济”的“极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