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杜绝权力经济只能依靠对权力的约束

    作者：莫之许

　　黑砖窑再反思——杜绝权力经济只能依靠对权力的约束

　　黑砖窑事件中，也有一声音认为，是市场经济导致了奴工，而在前改革时代，反倒是没有奴工的。

　　其实，以分立产权自由交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人的趋利之心，这一点毋庸回避。不过，趋利之心不独今日，前改革时代一样存在。在以权力为资源分配的前改革时代，趋利之心表现为对政治表现的追求，在那时，人们相互揭发残酷斗争。人们常说，极左路线下道德沦丧了，其实，这种说法是极其表象的，在所谓道德沦丧的外表下面，其实是一个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在资源分配大多由权力通过政治标准来进行的时代，如今看来的道德沦丧，其实倒是当时争夺资源的不二法门。可见，当时人们以政治表现(相互揭发批斗)为途径争夺资源，与今日的黑包工通过丧尽天良追逐利润，都是趋利之心的极端表现，也都是人性堕落的极致，在这里，倒是无分改革前后，姓社姓资的。

　　人性中的趋利之心既然总有堕落至极端的趋势，评价一个社会的优劣，在我看来就在于，是否有适当的制度设计，运用惩戒等方式，来缩小和阻止这样的趋势。因为，人性虽然趋利，同时也会避害，惩戒的力量是对趋利的极端行为的最终制约。我之所以不赞成前改革时代，是因为当时的权力本身的总体性。这一权力既承担了资源分配的任务，又承担着惩戒者的责任，而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总体性的权力运用其动员机制，在奖与罚两方面同时驱使所有人以同一步骤行为。在权力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完成这一总体性目标，而对于个体来说，由于权力垄断了所有资源，并根据个体行为是否有利于其总体目标而奖惩，理性的选择当然是顺从其逻辑，以寻求自身处境的改善。因此，前改革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体自然以揭发批斗为能事，而在特殊时期(如“文革”初期)，当某些有悖于一般人性的举动(亲人间的相互揭发，暴力使用)甚至被权力所支持的时候，这种根植于趋利之心的人性堕落自然也就达到了顶点。因此，在前改革时代，尽管有那么强大的专政威力，人性因为趋利而爆发出来的极端堕落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其机制就在于权力对其总体性目标的追求，压倒了其作为惩戒者的角色。

　　回到当下，在权力经济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如何克服权力经济，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不认可通过否定市场经济以最终改变人性，因为在我看来，趋利避害乃是人性之常，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既支持人们合理的趋利之心以促进发展，同时又通过惩戒来防止人性堕落的制度。而在我看来，改变目前依旧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权力本身，建立限权但高效的小政府，应是值得追求的方向，在这样的限权政府里，权力本身应该告别直接的资源分配，权力也无须背负沉重的总体性目标，而是把维持社会稳定运行，把维持法治，作为自己最优先也最核心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