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黑窑场现象的文明根源

　　山西洪洞县黑窑场事件触目惊心，包工头、窑场经营者欺诈雇工、非法监禁、强制劳动等种种做法之残酷无情，令人发指。

　　而媒体报道称，这种情形并非少数。此种现象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无关。其根源至少可同时追溯至文明与制度：文明上的根源是，某些乡村，由于历史原因，缺少儒家文明教化，其为追求财富而进行选择的时候人性之恶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普通乡村民众精神荒漠化，对于种种反人道行为熟视无睹。

　　文化本能

　　奴工现象是一个社会特定精神状态的产物，而不是经济逻辑发挥作用的结果。从纯粹经济学的逻辑看，奴工劳动当然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某种高效率。古希腊、罗马维持奴隶制度，或许确有其经济学上的优势。甚至，根据经济学家Robert Fogel等人的研究，美国南方奴隶们的实际物质收益要高于北方、西部的自由农业工人，奴隶的预期寿命也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城市自由工人。

　　因此，奴役、强迫他人劳动之所以成为丑恶的，被法律所禁止，乃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不管其效率有多高。

　　但是，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那些被奴役者，也未必会觉得这种做法不对，他只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奴役者的暴力比自己强，假如自己有那种暴力，没准也会奴役别人。

　　一个社会要废除奴役制度，取决于某种信念，而这种信念需要借助于某种教化途径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文化本能。

　　前不久，英国纪念废除奴隶制度200年，而英国废除奴隶制度乃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启蒙和革命，而是来自18世纪后期兴起的“福音主义”。同样，美国的废奴运动，也以虔诚的基督教人士为主体。当然，再往前说，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曾经依据基督教自然法传统论证，美洲土著人享有其作为自由人的自然权利，不容欧洲君主们随意剥夺。

　　在中国，古典儒家，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董子、朱子，都是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的。在他们看来，人确实有贤与愚、君子与小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者-治于者之别，两者各有其“分”，即各有对应的权利义务，但两者之间绝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单就这一点而言，儒家或许比古希腊的爱智慧者有更深沉的人文、人道精神。

　　儒家教化的功能不仅在此。它也通过其它教化活动，唤醒民众的道德精神和正义感，而抑制其动物的本能一面，从而使经济活动文明化。

　　现代经济学、伦理学都强调个人的选择自由。这在公共事务领域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仅凭私人理性作出的某些选择，很可能是短视的：可能短期收益较大，但长远看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增进了自己利益，却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甚至整个社会的短期利益都增进了，而社会的基础秩序却造成损害。以个人的理性能力，个人只能看到那些看得见的利益，而看不到或者忽视那些看不到的损害。道德规范的作用其实能够扩展个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个人自觉地，甚至潜意识地排除那些坏的选择，从而使市场秩序良性演进。

　　商人精神

　　余英时先生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论旨的启发而对儒家文明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相关文章。他证明，儒家思想有利于工商业之健康发展。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儒家的文明教化为交易制度之维系，提供了基础性基础，比如勤奋、诚信、商人自治、回报社会等等价值，都是儒家所强调的。

　　凡在儒家文明教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文精神影响于人际关系，尤其有助于驯化强者、富者，约束其奴役弱者、贫者的本能冲动。在儒家文化气氛淡薄之地，则人际关系就可能趋向残酷。

　　设想一个“能人”想发财致富，会采取何种策略？受到儒家教化的民众很可能去开办实业、去经商，而一个缺乏这种文明精神的能人，则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毫无顾忌，必然倾向于选择其私人理性所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办法：掠夺。在这些地方盛行的行为模式是：有智力者欺诈他人，有力量者欺负他人，有权力者则奴役他人。而旁观者对于此种行为羡慕多于厌恶。

　　总之，儒家社会组织体系较为发达的地区，民众具有最基本的是非、对错观念，因而，在日常生活及经济活动中排除了一些最坏的选择。比如从历史来看，明清以来商人精神在南方一些地方有突出的表现，在这些地方，经济之高度发达，与儒家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社会道德秩序相对健全、大部分民众具有基本是非感，有直接关系。

　　相反，由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去儒家化过程，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乡村缺乏这些因素，其经济生态呈现出落后甚至野蛮的形态。黑窑场不过是其中之斑。

　　然则，谁，通过怎样的方式滋润这文明的荒漠，使社会、市场趋向文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