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一国两制的精神是自我妥协

　　香港回归中国十年，人们都在谈论“一国两制”。笔者在此无意对香港回归后的现实作出评价，而是试图超越香港的历史与现状，从“一国两制”构想的背后，挖掘出对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国两制”是为香港、澳门量身定做的模式，对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实用价值。但是，透过表面去探究本质，循着结果去追溯根源，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隐性价值，那就是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某些原则上自我妥协的智慧和勇气。实际上，自我妥协的精神，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精髓。因为愿意和敢于自我妥协，所以中国政府才能在香港问题上摆脱种种脱离实际、不符现实的原则和教条，继而使整套政治思维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最后才有所建树。

　　一国之内存在两个实体，收回主权却得不到治权，国家最高管理者对本国某地之事不能干预，更不能随心所欲，反而还要处处谨言慎行，丝毫不得逾矩。这些事实现在看来早已变成理所当然，但在政治禁忌无处不在、极“左”思想或集权思维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下，都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受到某些“原则”的束缚、某些思维的禁锢之外，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规划香港前途时，还面对着特殊的民族心理所构成的巨大障碍。

　　香港问题是历史留下的伤疤，其高度敏感性不言而喻。由于与香港有关的事务都始终与民族耻辱、民族自豪、自大和自卑心理交织在一起，因此，一不小心，人们就可能误入“雷区”，甚至被怀疑有“卖国”之嫌。

　　事实上，直到今天，只要决策者或者有识之士们基于现实和长远利益的考虑，试图对某些无关痛痒的原则进行灵活变通，或暂时搁置或适当淡化，结果都有可能获罪于天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就有可能纷至沓来。

　　因此，“一国两制”的最可贵之处，不在于这种构想的高瞻远瞩，而在于这种模式确立之前，中国的决策者愿意正视和接受现实，敢于放弃自己曾经死死坚守的某些原则，敢于打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条条框框，敢于有所放弃，自己对自己作出妥协。

　　凡是没有自信、没有方向感、对未来没有任何预见的人，往往都甘愿自缚于某些背离现实的所谓原则，并且利用形形色色的教条来自我辩护和自我保护。环顾当下中国，这类现象不胜枚举。(原载6月23日《联合早报》，作者杜平，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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