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解除媒体禁令凸显公开高于真假

　　作者：张贵峰

　　从公共信息管理的价值立场上，它尊重并凸显了这样一个重要原则：公开透明高于真假。即，信息公开透明披露的程序本身，应当在其反映客观事实程度的真假之前，得到优先对待。

　　经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与此同时，经修改后的草案还删除了“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中国青年报》6月25日)

　　据悉，对于突发事件应对法一审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此前包括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许多单位和部门均不乏批评意见，认为“信息的发布和透明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媒体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应该充分肯定”；此外，草案关于“违反规定”的表述含义不清，“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的借口，不利于媒体对其谎报瞒报开展舆论监督”。

　　毫无疑问，草案这样的删除修改是令人赞赏和欢迎的。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二审稿为舆论监督松绑”———“在舆论监督受掣肘的当下，如果突发事件应对立法据此立意，媒体将喑哑失声，舆论也不复有力”。

　　其实，在笔者看来，上述草案修改之所以值得赞赏，并不仅因为它从结果上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了方便，而更在于从公共信息管理的价值立场上，它尊重并凸显了这样一个重要原则：公开透明高于真假。即，信息公开透明披露的程序本身，应当在其反映客观事实程度的真假之前，得到优先对待。这正如上述批评意见中谈到的：“信息的发布和透明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

　　很明显，无论是从逻辑次序，还是相互的因果关系上看，公开透明高于真假，都是公共信息管理的一种必然要求———因为在得到有效的信息环境保障之前，所谓信息的真假，实际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究竟是真是假，或者真假的程度，本身还有待甄别、检验。有助于这样一种甄别检验的信息环境根本特征正是信息的充分公开、透明。这也就是说，信息的公开，根本就是分辨信息真假的前提，离开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将无所谓信息的真假———所谓“谣言止于公开”。

　　那么，对于突发事件中的公共信息管理，首先的立足点就不应该是简单超越信息环境去强调所谓信息的真假———比如，对媒体报道进行各种想当然的设限，对新闻信息的准确性求全责备、吹毛求疵———而是努力去营造一种能保障各种信息都充分披露、博弈的信息平台。

　　不难看出，强调信息的公开透明高于真假这样一个原则，并不是说信息的真假不重要，想廓清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信息真假的有效获取只能建立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因此，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不仅不是为了妨碍信息的真实，而恰恰是为了更好获取信息的真实，并维护社会基于这种真实的稳定和有序。不言而喻，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积极充分的参与，无疑又是保证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其真实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途径。

　　自2003年的“非典”事件以来，无数的经验都表明，突发事件应对处理的顺畅以及社会因此的和谐程度，均与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密切相关———公开透明程度越高，应对处理就越顺畅、社会情绪也就越稳定，相反，则必然徒添周折。正如今年年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针对食品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