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寻找彭加木的故事令人欣慰

　　知道分子之李方专栏

　　有消息说，新疆罗布泊近日发现的一具干尸，被疑是27年前在那里失踪的彭加木。报道总结了两者的五点相似之处：身高、衬衣、长裤、手表、前额。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尘埃终可落定。

　　1980年我12岁，那年夏天，中国最出名的人可能就是彭加木。这位科学家在罗布泊探险中失踪。他的失踪很有英雄主义色彩，据说是在集体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出去探路再也没回来。那是一个拨乱反正后渴望新英雄出现的时代，彭加木就被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当时的新英雄，还有击剑冠军栾菊杰、数学家陈景润，后来则是中国女排。总之，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运动员。再后来树过一批改革派企业家，那就是后话了。彭加木的报道给我印象太深了，以致不久前我还在网上用他的名字搜索过。

　　彭加木的做法有点英雄色彩，但也是沙漠探险中的惯例。队伍遇到困境或者无法确定路线的时候，一般不倾向于集体行动没头苍蝇似的乱撞，而会派队中经验最丰富的，或者最强壮的，甚至队长本人出去探路，队伍则原地等待。这个做法在早期

澳大利亚内陆探险中相当普遍。最悲剧的一次，某支探险队派出队长等三个人向前探路，由于过了很多天都不见回来，队伍决定撤离，临走时把给养埋藏在原地。据后世研究者估算，队伍撤离没几个小时，队长等三人在极度饥渴中返回，但是很遗憾算错了几百米距离，没有发现埋藏的给养，终于死去。关于给养，还有一个悲剧，上个世纪初英国人斯科特在与挪威人阿蒙森冲向南极点竞赛的归途中，体力消耗殆尽并且遭遇暴风雪，最后集体死在帐篷里，而帐篷距离他们下一站给养埋藏地只有10公里。

　　彭加木是那支探险队的头儿，他出去探路也是责无旁贷。

　　彭加木运气不太好，跟老外们的探险相比，他那次其实不算什么。真正让我感动的是好像中国人从来没像那次那样投入那么多的关注和力量，去寻找一个失踪的科学家或者说探险家。当年就搜寻了三次，最后一次出动了十几架飞机，拉网般把罗布泊梳理了一遍，最终只好放弃。这些年来，陆续又有尝试，大都是去往罗布泊的探险队，把寻找彭加木(遗体)作为任务之一。

　　探险可以总结出很多伟大意义，但是我总认为，更令人感动的是搜寻探险失踪者的卓绝努力。它代表了人道主义，不肯把失踪的英雄彻底抛弃给大自然的信念，一定要让他们(哪怕只是遗体)回家。也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探险者不会感到孤独，确信这世界上总有人关心着他们；哪怕走得再远，也总有一根线联系着他们和身后的那个国家那个社会。没有这种联系，我相信人类是走不远的，不论10万年前的走出非洲，500年前的

大航海时代，还是未来的太空探险时代。

　　19世纪中叶，英国探险家富兰克林爵士率领的整支探险队在北极失踪，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寻找富兰克林爵士的热潮。起先是英国政府组织。政府最终放弃后，则由遇难者家属倾家荡产地买船组队。很多搜寻者也再没有回来，于是像滚雪球一样，更多的亲属、朋友、议员投入到这项绝望的事业中。从这次历时几十年的搜寻中，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发誓为同胞负责到底的精神，哪怕一直搜寻到天边，哪怕明知道自己也将一去不返。

　　稍早时候，还有法国人坚持不懈地搜寻他们失踪在太平洋的航海英雄拉彼鲁兹，搜寻者又失踪，于是再派出第二批搜寻者。

　　我在很多书里看过这样一幅画：非洲深处一处土著村落的泥屋前，站着一位瘦弱的英国传教士，对面一个美国记者打着星条旗快步走上前，脱帽致意，并说出那句名垂青史的话：“我猜，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

　　那是1871年，全世界寻找失踪的探险家利文斯通的努力达到高潮。当时这位传教士困在非洲深处，已经无力继续他的旅途。斯坦利是个美国记者，受《纽约先驱报》派遣，最终完成了这项使命，成为人类探险史上的传奇之一。

　　不放弃对先行者的责任，我想这是支撑着人类探险精神的信念精髓。人类组成社会，彼此关联，彼此汲取力量，从而使我们能够走得更远。设想哪怕在未来的太空时代，第一批太空探险家乘坐飞船飞向其他行星，他们的心境，内心确信不会被抛弃的笃定，应该与早先的探险家们并无二致。我们不妨设想，万一载人飞船在

火星失踪，地球的人类会怎么做？恐怕没有第二种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派出搜寻者，直到把失事英雄的遗体运回地球。这一种回家的信念，任何物质的代价都无法与之相比。

　　于是，寻找彭加木的故事让我很欣慰，欣慰于我们中国人也开始领悟这种精神。愿彭加木安息！(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