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排斥贫困生吁捐是大大的政策虚荣

　　作者：曹林

　　教育部7月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高校助学政策的有关情况，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发布会上表示，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然后呼吁社会捐助。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关键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媒体，要以宣传主流、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

　　说实话，我特别不理解王旭明为何一直视“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捐助”为眼中钉肉中刺，去年咬牙切齿地斥媒体为“无知”，今年口气似乎稍委婉了点儿，说是“不提倡”——但从“吊着牌子”这个

漫画化贫困生求助形象的描述看，从“几百个都不以为怪”的鄙夷态度来看，他对媒体的贫困生求助报道可谓深恶痛绝。

　　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怎么了？上不起学时不偷不抢不占不贪不做违法之事，而是向社会求助寻求社会的爱心救助，这是想上学的穷人孩子一种值得同情的无奈本能，也是中国低社保条件下一种社会自救的道德生态。这种社会自组织的爱心救助，既能助穷人走出困境，也是对政府救助的补充，社会也能在“献爱心”中强化一种凝聚力，怎能以“吊着牌子”这种漫画形象丑化穷孩子的求助行为？

　　媒体报道怎么了？媒体本就是报道民意民情的，报道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社会发生了“贫困生求助”这样真实的事，媒体不报道才是大大的失职。王旭明先生能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学生上不起学“不以为怪”，可媒体不能，媒体有责任以自身的影响力为贫困生的救助凝聚更多的爱心；有人想当睁眼瞎，不能也让媒体做睁眼瞎。

　　如果政府的助学政策能完全覆盖每一个贫困生，教育部能真正兑现“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承诺，王旭明能拍着胸口说“政府能保证每一个贫困生享受到

助学贷款”，那么这种排斥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的父爱主义专断可以理解。可教育部及其助学政策根本缺乏这种包揽一切的承诺和能力。去年8月，教育部一位主管学生贷款发放的崔姓主任还坦陈：目前获得贷款的大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数的平均比例达到了14.6%，而我国普通本专科中的贫困大学生则约占学生总数的26%。这表明，“该贷而未贷”的比例约占全部大学生的11.4%。今年政府虽然加大了助贷的投入，但显然仍不能完全覆盖，而且政策在很多地方还有打折的情况，如此语境下怎么能排斥其他救助途径？

　　说到底，这种排斥中包括着一种大大的政策虚荣。如果助学贷款是以“让贫困生上得起学”为追求，自然不会排斥媒体报道，因为媒体报道也是为了“让贫困生最终能上得起学”，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贫困生的利益，有了这起码的核心共识，有什么不能容忍呢？关键有些人根本不是以“让贫困生上得起学”的宗旨来看待国家助学贷款，而是把这种政策当作自身的政绩，当作部门的一种形象，政策形象高于贫困生利益，教育部的面子甚于一两个人读不起学。于是，他们总觉得贫困生“吊着牌子求助”暴露了学费高的问题，影响了政府形象，破坏了助学贷款政策的形象。

　　这种排斥中还包括着一种傲慢的官僚意识：政府政策和官员高高在上，只能是学生低着头去向助学贷款政策，而不能是政策去主动关怀学生，不能是政府屈尊去帮助贫困生；只能是媒体当教育部的传声筒，去帮着政府宣传助贷政策，而不能是政府俯下身去看媒体的报道，根据媒体报道再向贫困生宣传助贷政策。其实媒体的助学呼吁一点也不影响助贷政策的宣传，看到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后，教育部门完全可以立即表示政府会把这事儿包下来，无须社会捐助，这是对助学贷款政策最好的宣传。有些人就是放不下官僚的架子，不愿意呼应媒体的报道，而要主导媒体言论，让媒体当自身的宣传工具。

　　王旭明先生总说媒体在误解他的意思，媒体从业者总是断章取义，那么，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愿意就此问题与王先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坦诚辩论，面对面的辩论总不至会误解和断章取义了吧。我就不相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捐助”有什么错的，我也不相信王先生真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这算是一个挑战吧，不知王先生敢不敢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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