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摘掉《论语》的光环

　　自有孔子，师统乃独立于君统之外矣。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今共和国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　　

　　———康有为

　　作者：王学泰 当代最渊博的学者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有《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从形式上看 《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低了一等，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如《春秋》的注释文字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章太炎还说：

　　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

　　也就是说，凡是官家所发布的书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个人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只是臀部坐在蜷曲的小腿上)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

　　从作用上看 《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因此，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当然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所在时代大体相合。《坊记》创作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由齐人传出的《论语》二十二章(比现存《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二篇)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自己的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朝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儒家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这三个本子。

　　西汉末年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及时退休了，皇帝遇到重大事件都要咨询他。他又是位经师，汉成帝是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本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都促成《张侯论》的广泛流传。当时就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所刊的《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劫火，所存无多。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临裁决，命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用《论语》中孔子语47处，都称《论语》。《论语》的名字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从内容上看 《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的感情力量。为什么《论语》中的孔子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好像在与每一个读者对话？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认为《论语》是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鲁国君等)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在当时孔子是被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连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我们从《论语》的字面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論”从“侖”，而“侖”上面的“亼”，读作“集”，意义相近，下面的“冊”，就是册。因此“侖”字就是将许多竹简集合在一起的意思。

　　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最初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说的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下来、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