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王旭明先生敢不敢和我辩论

　　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近日发表“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吁捐”的言论后，笔者立即撰文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这种“不提倡”暴露出一种大大的教育虚荣，也是一种把部门面子凌驾于媒体报道自由和贫困生利益之上的官僚傲慢。基于对王氏“发言习惯”的了解，我预期到他又会指责媒体“断章取义”，所以特别在文末向其发出了公开论辩的挑战：王旭明先生总说媒体在误解他的意思，媒体从业者总是“断章取义”，那么，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愿意就此问题与王先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坦诚辩论……这算是一个挑战吧，不知王先生敢不敢应战？

　　王先生没有正面接招，但是给青年话题“不同观点”写了一篇题为《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发布会上的观点，指责媒体又对他断章取义了。且不论观点如何，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能放低官僚身份在公共媒体（而不是其辖下《中国教育报》）公开撰文与评论者论辩的做法就很值得欣赏，是条汉子！值得官员和新闻发言人们学习。近来正在看汉娜·阿伦特的书，很喜欢她对政治的定位：政治不是马基雅维里那种尔虞我诈的权谋和背后整人弄权的小动作，政治生活的可贵正在于行为者彼此愿意给对方说话，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一个公共空间。王旭明没有挟部门之威居高临下地以权压人，而是像评论者那样写“不同观点”与人平等讨论，正是这种交往理性的体现！

　　这是一种官媒、官民平等沟通以弥合分裂寻求共识的努力，无论如何，新闻发言人有了这种“撰文讲理”的姿态，既表达出一种观点上的自信，更表示出一种沟通诚意。

　　别将“立场差异”污名为“断章取义”

　　再来说王的观点。说实话，看完旭明先生的文章后我很失望：没有正面回应舆论对其“不提倡论”的质疑，而是转移话题自设了一个靶子又把媒体训了一通；还是在一味在指责媒体如何如何，不是与媒体和评论者在资助贫困生上寻求最底线共识，而是强调教育部门做了多少工作，缺乏自身应有的反思。

　　他在文章中说网上有人据其新闻发言称“教育部不提倡社会各界资助困难学生”，总觉得这个观点是旭明先生为指责媒体“断章取义”而臆造出来的。我是准备与王旭明就此话题论战的，所以很关注这几天关于此事的媒体评论，基本上没有人说“教育部不提倡社会各界资助困难学生”，主流评论都是直接针对“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的言论——包含笔者在内，评论者对王的言论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批评，比如贫困生吁捐是中国低社保条件下一种社会自救的道德生态，是助学政策不能完全覆盖贫困生下社会的一种自救，也是媒体的报道自由等等——可惜旭明先生没有针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和反驳，而有点自设耙子自说自话，把媒体评论描绘成了断章取义、刻意造谣的小丑。

　　退一步讲，即使有人推论出“教育部不提倡社会各界资助困难学生”，也不算多大的断章取义。因为王旭明说“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请问，如果贫困生不能在媒体上呼吁社会捐助，他怎么能让社会知道他非常穷、上不起学而需要捐助呢？公众怎么知道哪个人需要捐助需要自己献爱心呢？媒体是贫困生吁捐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断了吁捐的通道，不就等于变相地不提倡社会资助困难学生。

　　我不知道旭明先生眼中什么叫“不断章取义”，顺着你的意思说话才叫不断章取义吧，可媒体不是哪个部门的宣传工具，他有自己的报道责任，评论者们也有自己的立场，不能将基于“立场差异”作出的不同判断都污名为“断章取义”。

　　旭明先生称那些评论缺乏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且不说旭明先生叫“媒体不能如何如何”的指手划脚是否讲新闻规律。我们现在谈的是评论，那么要讲的是“评论规律”，评论根本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起码，得告诉读者某句话的前后语境，让他们自己做分析判断吧。”千把来字的评论，要讲究表达效率，只对核心的论点进行评论，给读者提供自己的判断。王旭明那天新闻发布会说了很多话，媒体评论时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只要抓住核心观点就可以了，而那天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这没错吧。

　　政府应对“全面了解事实”承担更多责任

　　旭明先生称“批评应建立在对事实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说实话，我挺反感新闻发言人讲这种话的。这可能吗？政府的新闻发布做到了“让公众建立在对事实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了”吗？如果公众缺乏充分的知情权，也就没有“建立在对事实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道义责任。并不是说公众批评可以断章取义，可以不顾全面事实，而是很多时候不少政府部门让公众知晓的信息就不是完整的。事实上，在“全面了解事实”上公众是被动的，政府应承担更多信息发布责任，让公众知道更多的真相。先有客观的政府部门，才有客观的公民和客观的舆论批评。

　　很多部门都批评当下媒体和评论者站着说话不腰疼，无论政府出台什么政策，无论官员说了句什么话，都会招来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不能站在政府立场全面思考问题，而是以过于理想化的标准苛求政府，形成舆论与政府的对抗。

　　这种事事站在政府对立立场的批判思维确实并不理性和健康，但政府部门和官员该意识到，公众并非天然地对抗政府决策，这种批评的偏执和立场的偏激很可能正源于政府部门的培养：如果政府部门习惯于只公布有利于树立自身政绩的数据，只做有利于部门利益的事情，只向媒体提供能塑造自身形象的资料，对涉及部门的负面新闻从从遮遮掩掩，缺乏让公众全面了解事实、知晓全部真相的透明和坦诚。长期以往，公众当然会带着一种对立的情绪来看待政府行为，以一种“有猫腻推定”的对抗心态解读政府言论。

　　媒体如果对新闻发言人的话断章取义当然不对，但如果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本身就是对中国现实的“断章取义”，报喜不报忧，谈成绩不谈失误，夸大政绩而掩饰问题——那舆论集体性的“断章取义”就获得了一种道义性的合理性，即使媒体断章取义了，公众也会信任媒体而不会同情政府及挨骂的新闻发言人。

　　就拿

助学贷款的事情来说吧，教育部门为什么不坦诚：学费高昂下确实有许多贫困家庭读不起学，助学贷款虽积极但却无能覆盖所有贫困生，政府虽努力了但还无力“不让每个人因贫困而上不了学”——如果有这种坦诚和低调，媒体自然会退一步，评论者也会有更多理解。明明有学生读不起书上不了学，还要让媒体集中宣传教育部的政绩，让人们闭上眼睛，可想而知会让公众生出怎样的对抗心理。

　　贫困生上学的问题需要解决，骂政府、指责教育部门、一味埋怨学费高昂是无济于事的，但政府想让人们对此闭上眼睛则更不对——解决问题起码首先得面对问题，让公众全面了解教育困境，有困难大家一起承担。提倡媒体不报道贫困生吁捐而去宣传国家政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抗性新闻发言只会形成内耗

　　

　　旭明先生总抱怨媒体在断章取义，好，就算真有无良评论者和媒体在断章取义，媒体有责任。但传播作为一个过程，有传播者的误解，接受者的误读，也有表达者的问题，总能说出让媒体轻易断章取义之言的新闻发言人，更要充分反思自身的表达问题了？新闻发言人一个素质要求就是要讲究修辞技巧，让自己的话充分有效率、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又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沟通政府与公众，寻求最底线的共识。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新闻发言人像旭明先生这样总被媒体断章取义的，从“教育卖衣论”到“媒体无知论”，再到“保护熊猫说”，动辄就被公众误解，动辄就成为时评家的耙子。作为一个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你用语能不能不那么有刺激性和对抗性，比喻能不能不那么蹩脚，能不能讲究一点儿艺术性，能不能多站到公众立场上想想问题？为什么人们那么少地误解潘岳，那么少地误解武和平、吴建民、赵启正？

　　站在公正的立场看，旭明先生的新闻发言比许多只会念稿件、只会宣告政策、只会打官腔的发言人强多了，喜欢用比喻，是想形象地将问题说清楚；发言易引起争议，并非其打官腔，而是教育部门与公众存在着实在的矛盾，这是回避不了的——正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发言人更要承担化解冲突的沟通责任，而不是把矛盾通过刺激性的话题凸显出来。

　　站在公正的立场说，中国当下许多问题仅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那么多人要就医，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就那么有限；那么多人要上学，教育经费就那么多；那么多贫困生要救助，可助学贷款就那么多——政府确实是在竭力改革弊端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政府无能独自解决的情况下，需要社会的共同承担共同合作解决，而合作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把现实和问题都坦诚地告诉老百姓，要把知道的真相都告诉公众，而且发言要有合作的善意，措辞要充分考虑各方的感受，这种坦诚和尊重才能赢得公众充分的理解和合作，才能在凝聚最底线的共识中合作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官民、官媒冲突中加剧社会内耗。新闻发言人动辄“无知”、“特别不提倡”、“吊着牌子”之类的刺激性话语，一句话刺激得让公众跳起来，哪里能让公众与政府合作？

　　中国当下的社会太需要凝聚共识了，再内耗不起了。各种社会力量不把精力用在公益事业上，而是用在某种对立情绪的互相讨伐中，大家不是想着寻求共识，而是想着互受伤害，这就是内耗。像王旭明这样说一句刺激舆论的话，然后媒体和舆论大加鞭挞，然后王旭明再反批评，评论家再围殴旭明先生——这个过程对问题解决毫无助益，纯粹是一次社会资源的巨大内耗，是一次公权与舆论的负和博弈。要告别内耗形成社会共赢和正和博弈，媒体和公众需要理性，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及新闻发言人的寻求合作和弥合分裂的善治态度，如果新闻发言人发言有凝聚共识的意识，就不会有这个刺激—批判—反批判—反反批判的内耗链产生。

　　在这方面，我特别欣赏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当今年3月其在沙尘暴中讲话的尴尬“丑态”被记者拍下来讥其为“大自然给环保局的报应”时，潘岳后来接受央视采访时称自己没有资格喊冤，表示那么丑陋的形象照下来能唤醒国人，再调侃几句也值得，还对拍下这组照片的记者表示感谢，无论如何大家都是出于对环保的爱护——这种与媒体交好和合作的姿态就很值得赞赏，这种姿态中还包含一种谋求底线共识的合作诉求：面对这种宽容，媒体和公众再也不苛刻地批评了，而是转向了对环保本身的关注。媒体和公众并非不知好歹和蛮不讲理，面对宽容，他们只会以宽容和合作相对。

　　无论媒体怎么调侃和批评，他们是为了教育这个公益事业，无论网友多么苛求，他们也是出于贫困生上不起学的痛心——一个官员，如果他真正坦荡无私，如果他真把自己服务的公益看得比部门面子重要万倍，他一定会在“共同的利益感觉”中感受到舆论批评者的公心而非恶意，一定会以寻求共识的心态和合作的姿态面对这种批评。只有这样公权与舆论才会实现正和博弈，整个社会的利益才会不断增；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为教育事业服务，而不是把力量用在互相的冲突和内耗中，这才是真正“无益于讨论问题，无益于改变现状”。

　　和谐合作的官媒、官民关系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正表现在正和博弈的建设力量中。中国许多问题是政府主导的，在正和博弈的语境建构中，政府也要承担主导责任，承担起以最大诚意最大容忍力，凝聚最底线共识的责任，其他社会力量更多只是对政府表态和发言的刺激－反应，对抗性新闻发言只会形成一条越纠缠相互伤害越深的持续性内耗。

稿源：红网 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