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需要更有效的协调性

　　人们似乎都感觉到了经济以及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是却不知道风险会来自哪里。中国的调控政策在顺差、信贷、投资、CPI等一系列数据中选择前进的方向，由于股市火热导致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进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博弈，这注定了调控的难度。

　　在一个市场国家，改变利率就可以影响一切经济活动，而在利率非市场化的中国，存在多种的力量：地方政府成为投资主力、导致贸易繁荣的外资公司较多、东中西部政策倾斜不同、城市化以及新农村建设并存等等，这需要用更多的手段来控制这个日益庞大的复杂经济体。就如央行行长助理易纲日前针对流动性所表示的，不能单纯依靠汇率手段，而是需要打政策“组合拳”，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

　　组合拳意味着政府将更多地介入经济活动，来防止经济“不平衡、不稳定”等因素扩大。事实上，大部分研究显示，

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问题主要因管制过多或者缺乏监管造成的，几乎没有给予市场犯错的机会。但是，问题的出现使得政府具有干预的压力，如地产业，民众对于

房价的怨言迫使越来越多的政策参与进来，有的甚至自相矛盾，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确实不能自我纠正，只能通过政府的调控，但是，调控不是强化管制，而是疏导市场，并加强监管。

　　当一些政策运行时，另一些措施则在刺激经济的活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保持25.5%左右的投资增速，且地产业过热。从具体数据分析，则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中部地区快于西部，西部快于东部，这种趋势应该是国家开发中西部政策的正常体现，而去年开始的各地政府大规模开发

经济适用房的行为必然也会为地产业的投资增速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正因为左右手互搏，部分抵消了一些行政措施的效果。当市场运行出错时，行政手段偶尔用之则可能会改变人们的预期，但是，当如果使用行政手段出现不当，市场就会出现各自为战的混乱，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违反者。比如在资本市场，如果频繁的干预打断人们可以观察到的市场趋势，会将参与者陷入未知的恐慌之中：没有人知道市场明天会发生什么，这反而加剧了资本市场的短期投机以及市场的流动性过剩。

　　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同时实施更多领域的改革，目标太多是影响调控的另一个因素。政府不但对付眼前的流动性过剩等紧迫的问题，还要改善背后长期以来积累的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由此导致的消费与投资、外贸不协调等问题，而在提高人们收入的时候，还要实施要素价格改革以解决因要素低估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这也会带来通胀、资产泡沫等，进而被迫提高利率，影响产能过剩的经济，进而影响就业、收入和金融安全等，反而自我强化了对已有政策的依赖，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令调整不付出代价。

　　过多目标协调进行必使改革具有“渐进式”特点，这需要时间，世界是否会给中国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还难以肯定，这会带来调控的焦虑。并且，当市场感觉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市场的力量可能反弹，从而抵消改革已经收获的成果。中国具有过剩的劳动力、资金和产能，随时都有可能迫不及待地冲向市场。

　　这项多目标的战略调控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但是，对于一个战略性调控且目标太多的改革，无法向一个具体的部门作出具体量化的行政要求，能否消除一些部门利益以及发挥其能动性值得怀疑，这为调控的效率带来新变量。事实上，变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某些强大的经济力量、民众情绪、意识形态者等众多力量都有可能介入，从而影响调控的进行。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