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名人超生需综合治理

　　【焦点关注】

　　十几年前，小品《超生游击队》曾一度火爆电视荧屏，黄宏、宋丹丹的精彩表演，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多年过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称为“超生贵族”的另一个群体逐渐形成，一些富人、名人超生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他们的超生行为而造成的影响，无疑对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形成了挑战。

　　陈虹伟 王占名/文

　　富人名人超生波

　　张老汉与两个儿子共同开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有钱户”，两个儿子分别拥有小楼和名车。时下，大儿子家生有一男一女，了却了张老汉“传宗接代”的心愿。然而，二儿子虽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却“品种单一”，两个孩子均为女孩，这便成了张老汉的心病，“女孩哪能继承家业呢？”将来不被别人欺负才怪。于是，他便与二儿子商量，再生一个男孩。此事刚与二儿子说好，乡领导就根据当地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来到他家，对已超生的二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进行罚款。这吓不倒张老汉，只见他眼都没眨，伸手从抽屉拿出5万元钱递给了乡领导，后又将乡干部送出大门，满脸堆笑地嚷嚷着：“欢迎下次再来！”

　　改革开放初期，赵先生凭着一股闯劲，告别了东北家乡，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北京。他先在一家

房地产公司工作，没有几年就独立门户，如今，已在北京购置了多处住宅。赵先生现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咱现在有钱，又不是养不起，多一个孩子不就是多一双筷子吗？”赵先生说。

　　第二个孩子出生时，赵先生就“疏通”了关系，在当地医院开了张假证明，证明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生第三个孩子时，他干脆将家人的户口迁出，落户另外一个城市，赵先生又顺利地迎来第三个孩子。

　　每年春节，赵先生都开着

宝马、拉着大人孩子一起回老家，那真是风光，在当地，他是村民们羡慕的“能人”。

　　广州一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十分招摇地来到某街道计生办，从精致的坤包里摸出一本存折摔到办公桌上，厉声说道：“这里有20万，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说完摔门而去。计生工作人员气愤难平，他们说：“有钱人也不能如此嚣张，已经超生了，还这样蛮横，简直是目无法纪！”

　　在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实现超生一男孩的愿望，利用高科技借腹生子，通过非法的代孕中介，将受精卵植入某大学女生的子宫，花费15万元，于2005年5月得到一子。

　　还是在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多生孩子，先和妻子离婚(已育有一子)后，又与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不久，再次离婚后，与另一未婚女青年结婚又生了一个孩子。至此，该老板先后娶有三位太太，生育四个孩子，按有关规定，他属于不违法的“超生”。

　　此外，还有些有钱人搞假离婚，但暗中仍保持夫妻关系。有的人甚至利用包“二奶”，与之建立攻守同盟，实现多生孩子的目的。

　　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牟维勇说，在超生队伍中，高收入人群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为私企老板和个体经营者。以沈阳为例，2000年以来，先后查处了700余例计划外生育的案件，其中超生者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而在之前的10年，沈阳只查处了76例高收入人群的超生。

　　富人超生已经成为他们某种场合身份的象征，他们无视基本国策，倚仗自己富有，容易用钱财来疏通各种关系，变通方式超生。在某些富人超生的同时，一些名人也在超生，不过，他们的手段更加高明，更加合理，甚至合法。

　　著名国际武打明星李连杰绝对是“超生老爸”，他与前妻黄秋燕曾经育有两个女儿，和现任妻子利智结婚后，又生下两个女儿。不过，闯荡美国影坛多年的李连杰早已加入了美国国籍，如果他再想生个孩子，只要夫妻俩愿意，仍然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陈红、陈凯歌夫妇的两个儿子在媒体上出镜率颇高。一家人其乐融融，高调亮相，毫不回避，是因他们的两个宝贝儿子均在美国出生，夫妻俩目前已加入美国国籍，但目前四口人却定居北京。

　　林依轮与模特出身的妻子西华结婚10年，如今膝下已有两子。他的大儿子叮当已快7岁；小儿子也过了4岁。当有媒体记者询问他超生问题时，他却于理有据：“我妻子拥有美国国籍，我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美国国籍，我没有占国内的名额。”

　　著名歌星毛阿敏前几年已生有一女，前不久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对于公众的质疑，她从没有正面答复，人们不禁要问：国家颁布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吗？

　　计生委频出重拳

　　目前，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日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介绍说：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名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少数违法超生的富人、名人往往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是在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富人、名人超生多为二孩，其中大约有10%的人超生的是第三孩。这部分超生人口数量虽然不多，但因为富人、名人的特殊身份，造成的影响很大，因此，不可小视。

　　富人、名人超生，既是受传统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的影响，也有自身社会责任感缺失以及社会管理服务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纵观富人、名人违法超生的动机复杂，有的是追求儿女双全，有的是希望有个儿子继承家业，有的则是为了炫耀经济实力，把多生孩子看作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是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的标志。

　　于学军认为，我国绝大多数富人、名人是支持、理解并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极少数的富人、名人的超生行为，却是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及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提出的挑战，是对广大群众遵纪守法和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觉悟和行为的背离，有违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公正、公平理念，因此广受非议。许多群众对富人、名人的违法生育深感不公。近日，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大约有2/3的人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持厌恶态度。如果这一小部分人违法生育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于学军表示，国家计生委高度重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将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具体办法正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主要的态度有三点：一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任何人违反法律法规都要承担相应责任。二是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在重视法治的同时，还要坚持德治，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三是对坚持要超生的富人、名人不仅要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不允许其参加各类评比评奖，还要采取道德谴责、舆论监督等手段加以治理。

　　针对近年一些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一些地方计划生育部门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

　　2002年9月，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标准。一般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两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2007年2月，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对于富人、名人超生的情况，除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至4倍的社会抚养费以外，还将根据其实际收入进行罚款。情节恶劣的，将予以公开曝光。

　　去年，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一名政协委员因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属超生)，而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

　　治理超生非易事

　　国家和各地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富人、名人超生已陆续出台各种政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政策的落实却遭遇到诸多尴尬。

　　首先是在富人、名人的认定上，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什么叫富人？富到多少算富？是有人建议的80万元，还是要报税的12万元？什么叫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算名人？如果大家可以认定那些较有影响、人气很高的影视明星们算，那么大学里的名教授算不算？政府官员算不算？专栏作家算不算？人虽穷，但因为特殊新闻事件而出了名的人算不算？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按政策执行，最主要的是要有准确可操作的标准，而不能凭借某些人的感觉来行事。

　　其次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现实中，许多名人都加入了外国国籍，其子女也是外国国籍，按照规定，他们超生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又谈何执行？另外，即使有些名人是中国国籍，且超生，但他们都能找到足够的理由来绕道而行之，该将如何操作？

　　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认定是超生，但超生者也能逃避制裁，“三湘第一罚单”就是一个例证。

　　据报道：湖南省涟源市安平镇双龙煤矿矿长刘祥(化名)在当地为“牛气冲天”的人物。说他“牛”，一是因其掌控一家煤矿，资产雄厚；二是因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程度。从1987年到2001年间，刘祥夫妇共生育三女两男5个孩子。

　　刘祥与妻子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女儿。1991年，第三个女儿降生后，在当地计生部门的监督下，对刘妻实施了绝育手术。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宗接代思想始终盘踞在他的脑海里，让刘祥夫妇心有不甘。特别是在担任矿长期间，刘祥的家庭经济条件大大改善，如果多养育一两个孩子，“奶粉绝对不成问题”。于是，刘祥带着妻子私下找医院恢复了输卵管功能，使得刘妻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生下两个男孩。到2007年，刘祥的大女儿已年满20岁，但他最小的儿子才6岁。

　　涟源市计生委接到群众举报后，经反复调查，证实刘祥已严重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两倍征收；每再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依次再加倍征收。刘祥于2000年3月成为涟源市安平镇煤矿的股东，到了2004年，他的股份升值了42万元，而他超生了3个孩子，就以上年度总收入的两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如此算来，罚款累计为130余万元。由此，这张巨额罚单被媒体称为“三湘第一罚单”。

　　收到“罚单”后，刘祥觉得“冤枉”，开始四处投诉。直到2006年10月，就在涟源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局准备第三次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单时，双龙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矿长刘祥突然“人间蒸发”，“三湘第一罚单”至今无法执行。

　　超生要综合治理

　　现行计划生育有关政策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旦超生，将会受到党纪、行政等方面的处分。而对“富人、名人”这一新的超生人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惩处办法。身为国家

公务员的张女士说：“我和丈夫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们十分拥护‘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像那些明星、私企老板，没有单位管，只要他们愿意多交钱，就可以超生。但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超生挤占的是我们国家共同的资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富人名人超生问题反映的是，在社会日趋多元的当今，法律上存在的某种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富人提供了便利，从而衍生出以罚款换取超生的“特权”。这就人为地加大了立法的伦理成本和执法的道德风险。

　　他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式可在实践中验证，如通过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法规，惩治超生者，这样势必导致政府执法部门与超生者间矛盾的加剧，阻碍建立和谐社会；另一种则是从宪法的高度，重新审视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关系及分配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减少两极分化的现象。当然，减少穷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发挥法律的引导作用，通过民主立法，堵塞制度漏洞。

　　为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金有指出：目前，没有法律条款来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处以刑罚。因为刑罚只是针对那些实施了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人，而对于超生，涉及的应该只是一种有关伦理道德的个人行为。解决这个目前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应该谨慎，若不然，重典重治不但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反而可能将法律置于尴尬的境地。“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应仅限于‘打压’。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最终要靠综合治理，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外，还要用制度跟进来督促其道德自律，比如将富人、名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只有富人、名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