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中美需要新的政治文件

　　杨文昌

　　今年4月17日，中美互为“利益攸关方”一词的发明者、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美需要第四个上海联合公报》。两天后，经本人在纽约与佐利克先生核实，他称发表文章是真，文章内容符合他的原意，但标题是报纸编辑部加上去的。佐利克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1972年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公报客观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佐利克在文章中强调，35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的共同利益出现了重新组合。因此，中美领导人应效仿当年两国领袖的勇气，共同谱写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件。事后，笔者又与基辛格博士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也赞成佐利克先生的主张。笔者也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愿在此发表以下看法。

　　什么促成了中美之间历史性文件的签署？

　　为了弄清中美之间需要签署新的政治文件的必要性，对中美关系史上的三个历史性文件进行回顾十分重要。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共同表达了走向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在国际问题上两国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国单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上海公报的最大贡献就是确定了两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安全利益，用各自表述的办法说明了两国存在的分歧。从此，关闭了23年的中美关系大门被打开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建交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撤走美国驻台军队，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建交公报还重申了两国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达成的各项共识，特别是反霸共识。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公报主要内容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在公报中确定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公报还表达了两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这个公报表明，美国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两国都有全面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

　　回顾上述三个公报，人们不难看出，中美两国在当时的最大共同利益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需要双方谨慎处理的是台湾问题，这是符合当时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实际的，对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具有积极历史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需要签署新的共同政治文件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新的世界格局在动荡中出现新的组合。中美当年的共同利益已不复存在，但新的共同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在迅速形成。同时，两国之间的原有分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两国亟需签订新的联合声明，以确定两国新时期共同利益和处理分歧的基本原则。

　　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关系迅速攀升，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强有力纽带。1972年，中美贸易额几乎等于零，直至1992年，两国贸易额也仅为142亿美元。而到2006年，中美贸易额达到2700亿美元。美国企业大批进入中国，美国迅速成为中国第一大外来投资国。尽管两国还存在贸易不平衡的矛盾，但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强大推动力。

　　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方面负有共同“责任”。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太平。极端主义带来的恐怖主义，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一个接一个的核扩散危机，甚至连能源供应、环境保护都成了全人类共同关切的安全问题。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有共识，也存在分歧，两国政府应像1972年那样，抱着对世界负责的态度，确定新的合作领域，找出解决分歧的办法。

　　台湾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92年之前，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谁应该代表中国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中，“台独”势力嚣张，陈水扁的“台独”活动不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迫使全世界接受台湾“独立”，损害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遏制“台独”，维护台湾两岸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安全利益，也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中美新的共同政治文件应对此做出明确判断。

　　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和分歧，这是由两国的不同历史背景造成的，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原则慎重处理。但是，由于两国交流沟通不够，美国民众当中存在着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深深“不安”情绪，甚至认为中国不是美式民主国家而把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这种情绪形成了对两国关系的最大钳制。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两国政府对新时期的共同利益和处理分歧的原则做出明确界定，定能引导两国民众以建设性的眼光看待对方的进步和不足，从而有利于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确立。

　　中美达成新的政治文件具有世界意义。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时告诉布什总统，中美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具有世界意义”。这个定位一点也不夸大。就安全领域而言，中美和平相处，共同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职责，亚太各国会感到放心，世界各国会表示欢迎；就经济领域而言，中美合作不仅符合各自利益，而且定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就文化而言，中美加强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将是对世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中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成新的政治文件是时代的呼唤，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中美新的政治文件的产生需要两国的共同努力

　　毋庸讳言，佐利克先生的文章尽管具有战略眼光，但在目前形成这一文件的阻力仍然十分明显，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政界、新闻界、学术界一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的道理至今猜不透，看不清。他们总是抱着中国是“异类”的心态观察中国的变化，对中国强大之后会向何处去争来吵去，疑虑重重。这种心态影响了美国决策者下决心从战略高度处理中美关系。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要坚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工作：第一，要进一步加大两国各层面的交流，促进相互了解。美国人不能只通过媒体报道来看中国，中国欢迎美国人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要帮助美国人深入了解中国，向对方说明把意识形态与经济、货币、能源、环保等现实利益问题混为一谈是有害的。第二，两国高层领导人要增加接触的次数，就事关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第三，美国的研究单位应该客观观察中国，向美国民众公正解释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和中国快速发展不可阻挡的道理。

　　我想补充一下佐利克先生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应该是双向的，而非单方面针对中国的要求。两国应共同对双方的共同利益负责，共同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责。我相信，一旦两国民众中的多数人看清了双方新的共同利益，明确了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新时期指导两国关系的政治文件就会应运而生，两国的关系就会进一步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作者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