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读书》旧怨新愁枉自多

　　作者：魏英杰

　　说到底，《读书》换帅应是杂志与读者良性互动的结果。至少我希望看到，这件事情是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进行——杂志编辑大多没有出席“换帅会议”，可以视作一种隐忧。至于结果是否是汪晖等人出局，尚非最为重要之事。在时代大变局面前，欲维持《读书》传统于不坠，实在是万分艰难的事。固然有杂志本身的原因，但国内学界竞相追逐欧风西雨，集体患上“话语癫狂症”，更须担负主要责任。

　　沸沸扬扬的《读书》杂志换帅传闻，近日尘埃落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杂志主编；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先前我撰文认为，以《读书》杂志当前的编辑方针、读者反应以及市场状况，确实存在危机，因此，换帅不失为“一个标准选项”。简单说，“汪晖时代”的《读书》杂志，文字晦涩难懂，思想上过于“左倾”，致使许多老读者不满，乃至出现订户数量严重下滑现象。对此，汪晖等人必须有所反思，或者主动让贤。

　　连日来，这俨然已经成为知识界一大公共事件，很多人对《读书》的现状与困境，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份老牌杂志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总的来看，认为《读书》变得越来越不好读的，人数不少。当然，这更多是一种个人观感，缺乏数据和材料支持。不过，即便汪晖等人，也没有否认杂志存在“内在冲突”。

　　今年《读书》第5期上，汪晖、黄平罕见地以署名形式发表“代编辑手记”。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巨变，知识界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各种争论与分化成为主要文化图景。在商业文化、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人们的阅读趣味之时，《读书》“该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此，他们也明确提出自己的答案：“《读书》需要介入真正的社会讨论；《读书》不应该放弃理论性的探索；《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读书》应该尽可能保持它的可读性和对语言风格以及人文趣味的敏感。”他们同时也承认，在上述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进行综合与平衡并不容易。

　　然而，《读书》遭遇来自读者与市场的强烈反弹，只能说明汪晖等人在这上面所作的努力，没有被读者和市场肯定。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对近年的《读书》有所抱怨，更多是出于真情关切。而对于汪晖等人的批评，其实是对杂志可能走向思想“单向街”的一种自觉警惕。至今，我依然对这份杂志抱有最大的温情与敬意。《读书》曾经是个人精神启蒙读物，她以其理性开拓了我的知识视野。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买《读书》(有时候买两本，一本放家里，一本放办公室)。家里的《读书》，连同书友赠送的一大箱子过刊，一摞又一摞的。

　　但现在看来，事件的结果固然符合部分读者的愿景，但在具体目标与实际操作上，却大有偏差。

　　三联书店管理层认为，《读书》杂志换帅是出于“改制”的需要。有关负责人提到：“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读书》)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

　　也就是说，杂志从外部(汪晖和黄平是社科院学者)引入“高管”，不再符合转制要求和相关规定——“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才是引起三联书店管理层重视并决定换帅的主因。与此同时，《读书》杂志在内容与思想倾向上的危机，似乎并没有得到三联书店管理层的足够重视。三联书店方面称：“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想见新《读书》很难走出“汪晖时代”的阴影，甚至可能最后失去其人文思想领军杂志地位。很简单，如果不正视《读书》杂志的内容与思想危机，这本杂志势必越来越偏离读者期望，直至最后蜕变为小众化、圈子化杂志。

　　此外，新《读书》还可能遭遇出于“改制要求”的制度约束。在我看来，外聘“高管”并非问题所在，而且还应该是杂志坚持专业化办刊的一招良策。现在，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三联书店泼洗澡水，却连孩子一并扔了。

　　因此，不能不遗憾地说，《读书》杂志换帅一事，三联书店管理层与读者、市场需求貌合神离，甚至还出现“制度退步”的倾向。——简直是，旧“怨”未消，又添新愁！本来，三联书店方面或可借此契机，正面回应读者与市场的吁求，对杂志进行适度自我调整。现在，这个契机却被重重举起、轻轻放下了。

　　说到底，《读书》换帅应是杂志与读者良性互动的结果。至少我希望看到，这件事情是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进行——杂志编辑大多没有出席“换帅会议”，可以视作一种隐忧。至于结果是否是汪晖等人出局，尚非最为重要之事。对汪晖等人抱有同情之理解的话，还可以看到，在时代大变局面前，欲维持《读书》传统于不坠，实在是万分艰难的事。比如，说《读书》文字晦涩，固然有杂志本身的原因，但国内学界竞相追逐欧风西雨，集体患上“话语癫狂症”，更须担负主要责任。

　　但不管怎么说，“汪晖时代”已经落幕，《读书》杂志新格局正在展开。《读书》曾经作为国内人文思想重镇而存在，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如今，作为一名读者，我认为《读书》在变与不变之中，至少应坚守如下原则：

　　其一，《读书》不能过于脱离大众，钻入象牙塔。保持《读书》的思想尖锐性，又不使其远离大众，是许多读者对《读书》的愿景。《读书》走向专业化、学术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杂志同时还应保持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追求语言的生动活泼。否则难免有沦为“核心期刊”之虞。当然，《读书》也不应成为《读者》，因为她从来就是一份人文思想杂志，而非通俗读物。

　　其二，《读书》不仅应该“读书无禁区”，还要有坚持“思想无禁区”的人文精神。《读书》创刊时的这句话，开启了一个自由阅读与交流的时代。而“读书无禁区”的底蕴，就是思想的自由挥洒。这就意味着，杂志在思想多元化方面，必须有所坚持和体现。近几年，读者对《读书》有所批评，也就在于杂志在思想上出现有所偏颇的倾向。

　　其三，《读书》不能变成中国的《新左派评论》。换而言之，就是不能过于圈子化、阵地化或派系化。细心一点的话，可以看到《读书》近三十年历程，走的是编辑—学者—编辑办刊这样一条路。但无论专业编辑还是学者来主持，《读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人文思想公共平台，而不是由任何思想派别掌握的“机关杂志”。此前，《读书》甚至被视为“新左派”刊物，这也是许多读者表示担忧的地方。

　　可以说，贴近大众、思想自由、公共平台，这是《读书》必须坚守的原则与底线。无论是谁，如若不能坚持上述宗旨和定位，都将被看作《读书》传统的叛逆者。

　　汪晖对《读书》并非殊无贡献，至少在“汪晖时代”，杂志依然没有丧失锐气和深度。但汪晖作为学者，必然有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由此过度介入各种思想争论当中，并且在杂志内容思想上有所体现和倾斜。这就造成了《读书》不仅文字晦涩、思想不够多元化，而且越来越自我封闭的局面。——这也是“学者办刊”的常见病。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今年《读书》第3期上，为这份杂志服务了近三十年的丁聪老先生，刊登了一则《感谢》。这位年届九十的老人，充满深情地说：“是读者造就了今天的我。”我真诚地期待，新《读书》杂志的同仁，以此为最大的感念。